此外，要认识到清除弊病方法的重要性，还应当注意到，改进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希望大多是因为实际的政策制定普遍存在大量且往往显而易见的缺点。如果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缺点过于复杂，改进工作依赖于掌握极其严密和先进的方法与设计，那么，现行政策科学及有关知识就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弱点（如第八章所讨论的）而排除了改进政策制定的可能性。然而矛盾的是，正是实际政策制定缺点的显而易见为实现有意义的改进提供了具体的机会，这种改进往往是通过清除弊病并结合最可接受模型的运用来实现的。（个体决策方面清除弊病的具体可能性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尽管是在一种微观层次上。）揭露真实、破除迷信、背离正统改进政策中枢决策系统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实质性原则就是需要在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系统及其相近范围内提倡揭露真实、破除迷信和背离正统。逆境中的政策制定有必要获得可信赖的思想输入，从而激发创新备选方案的诞生，促进对政策范式的重新思考，并克服那些过时的机构与传统的负担，推动与政策神学的斗争等等。因此，在政策中枢决策系统提倡和大力加强揭露真实、破除迷信和背离正统的做法是政策制定重建的另一重要原则。
引进和补充新型知识逆境中的政策制定要求引进新的类型和性质的知识，而不仅只是依赖整个社会的现有知识，也不只是依靠大多数政府目前利用的那些知识。这样，吸收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政策制定的岗位，利用现有的决策参谋人员来提高知识基础，鼓励创造适宜的新知识，将这些知识输入到政策制定中，以及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对这些知识的正确应用--所有这些就构成了政策制定重建的另一项实质性原则。
寻求一些近期效果如果某种现实需要迫在眉睫（譬如在政策制定改进方面），则必须寻求某种捷径，尽管所导致的未来结果会大打折扣。此外，如果没有一些立竿见影的实际结果，则变革的可行性就会逐渐减小，条件的变化就可能瓦解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尤其是，政策制定的改进所绝对必须的政治支持如果没有一些立即出现的结果来加以维持和强化，它们将会迅速地分化瓦解。除了这些战术上的考虑，在应付迫在眉睫的逆境时，还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即政策制定质量必须发生迅速突破，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此，改进政策制定的模块集合应当既包含一些针对长远成效的部分，又包含一些能迅速产生效果的部分。
注意各项基础的发展寻求近期效果必须同旨在实现更好政策制定的各项基础的发展相平衡。建立智囊机构以便深入思考政策问题；为促进市民对政策的理解而大力投资，并从幼儿园开始；提高政策科学家的研究和教学质量--这些内容都是基础发展可能实现和需要实现的一些方面。各项基础的发展是改进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战略，应当同寻求近期效果协同进行。确实，基础的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如果没有基础的发展，改进政策制定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会依然很微弱。
预先准备好高质量的重建方案，即便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可行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些设想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成熟并获得接受。前面曾提到的总参谋部的设立作为这方面的事例对我们颇有启发。这一设想最初是在十八世纪的德国提出来的，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才开始在其他一些国家实际建立起总参谋部，而有些国家（如美国）至今仍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有关改进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某些重要方案不妨可以视为这种设立总参谋部的思想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颇为典型而又令人注目的是，各个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开始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建立总参谋部，包括像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这样的军人政权也是如此；而且往往不合理和简单化地套用了传统的军事模式，这种模式即使在军事领域本身也早就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了。
关于统治方式重建思想长远效果的另一个有趣事例是，贝特朗·德·茹弗内尔曾建议设立旨在推测各种可能未来状态的专门论坛机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2000年委员会”的诞生。随后，其他国家也群起效尤。这样，这一思想便在有些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尽管还不算太成功，诸如：白宫国家目标研究所（提出了一份毫无分量的报告之后即告关闭）；瑞典未来研究办公室（已降格）；新西兰未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激怒了政府之后即被解散）。
由于客观存在这种时间要求，因而过于注重眼前效果的可行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在政策制定的重建中，可以也应当倾注精力发展和宣传那些在近期没有明显实现可能的主张。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特别地超脱物质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必须时刻考虑到，但是，短期可行性考虑不应当束缚所有其他改进政策制定的思想和努力。
政策制定改进措施的落实取决于转瞬即逝的获得支持的机会、政策事业家、危机以及个人偶然因素。因此，必须预先准备改进政策制定的合理设想，还必须准备好必要的资源（如专业人才），以便及时利用暂时性的机会。此外，还必须保持一定的伸缩性，以吸收和调整全部改进方案中那些能够利用变化的环境所提供微弱机会的方案。
认真的宣传政策制定的改进往往要遇到很多障碍，从传统和习惯到掌权者的抵制，后者是因为担心政策制定的变革（不论这种变革是技术性的还是程序上的）可能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动。所有的行政及政治改革一旦涉及政策制定的改进，就会遇到成倍的阻碍，因为所触及的领域属于权力集中区，而且总是存在激烈的冲突。此外，政策制定改进对思考能力的诸多要求和绝大多数这种改进所包含的政治代价势必引起高层政策制定者的疑虑（如果不是恐惧的话），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障碍。
在许多国家，由于旨在削减公共开支的种种努力，改进政策制定的方案还会遭遇到其他严重困难。事实上，某些重要的重建对保证政府应付经济衰退的危险显然是至关紧要的，而在改进政策制定上所付出的很低经济成本相对于这种改进哪怕取得部分成功而可能带来的收益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可惜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多大重视。
这种不利的形势唯有依靠各种变量的协同作用才能加以克服，诸如现行政策制定的普遍失败，积极献身于改进政策制定的政策事业家，拥有权力的政策制定者的兴趣等。
政策制定改进诸多尝试的历史证明了最高当政者持续支持的至关重要性。
因此，利用时机和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改进方案以适应当政者们不断变化的口味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认真的宣传是同样紧迫的工作，政策制定的改进事业有待于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来加以推动。方式得当的宣传对于确定政策制定改进的基础，对于支持正在进行的改进工作，以及对于避免现有体制改进的破产都是必要的。
发展政策制定重建的能力这里要再次提及的一条主要和接近最终的原则和战略是：发展元层次上从事政策制定重建的能力。这种能力一部分属于学术研究能力，一部分属于专业和政治能力。它们可能分布于各自独立的不同单位，一类是大学、高级研究所、智囊机构，另一类是政府内一些相应的专门机构，如管理文职人员的政府机关，两者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常，我们能以现有能力作为基础进行发展，但有时另行发展更为容易。
商低适当的抱负即使以上各点都说到和做到，在改进政策制定的可能性上仍有严格的限制。确实，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提高逆境中政策制定的质量，另一方面又存在对改进政策制定可能性的内在限制，这两方面构成了本书所揭示的一对主要矛盾和内在对立。
我的观点是（正如全书所反映的），政策制定可以得到改进，而且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使得即使是有限的改进，只要它超出了毫无意义的渐进也是非常值得努力实现的。本书正文章节里阐述的那些具体改进建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这些建议至少可以表明设计出可行和有用的政策制定改进方案是可能的。
但是，认识到可能的政策制定改进的制约性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将这种认识深化为-种原则，即必须具有高低适当的抱负。如果抱负过高，势必会出现失望，并阻碍可能实行的改进；如果抱负过低，则必将导致改进政策制定的努力不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改进者集体。就单个政策科学家来说，必须采取的态度是坚韧与热情。没有热情，将一事无成；而没有坚韧，则会被挫折压垮。
还可以总结政策制定重建的其他原则和战略，特别是基于第七章所考察的那些要求、历史经验和各种理论知识。以上二十二项内容反映了政策制定和统治方式重建的系统方法的各个方面，但还远远没有穷尽相关的原则和战略。
结合具体国家的整合应用研究
在考察政策制定重建系统方法各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在本章开始即提到整合应用研究阶段，但详尽的分析留待本章的末尾，以便让这些内容同下一章将阐述的各项重建建议相衔接。下一章提出的那些规定性建议具有中间层次的一般性，有待结合具体国家作更详细的应用。因此，对结合具体国家的应用研究的本质和内容作些探讨可作为阐述规定性建议的前奏，同时也以此结束我们对政策制定重建方法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