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克服这些缺陷，那些还没有智囊团的国家必须着手建立，而已建立智囊团的国家需要提高其操作的绩效，具体说来：
1.智囊团成员的专业构成必须多样化。如果某一智囊团主要由经济学家和决策科学家构成，那么就应当补充一些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或者相反。或许在两种情形中都可能没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肯定不会有文学家，而这类人才也应适当聘用。
2.坚持不懈和竭尽全力地推进多学科的统一合作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工作绩效是至关紧要的。要做到这一点，仅仅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组建专门从事某个项目的工作小组是不够的，这个工作小组必须真正是以一个协同统一的群体在开展工作，而不是根据其成员各自的专业分派任务。
一种广义上的政策科学体系可能成为整个智囊团工作所普遍遵循的开放性框架。针对专业成员的培训班和年度研讨会则是促进智囊团潜能和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条有效途径。
3.促进智囊团的潜能，尤其是促进方法论领域和多学科交叉方面潜能的一条原则，就是促使其成员熟悉“反向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思想，所谓“反向学科”即在基本规律和世界观方面不同于他们自己专业的学科。譬如，应当促使经济学家吸收一些心理学和哲学知识，而历史学家则应当学习一些决策科学的基本模型。此外，还应当鼓励研究成员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出发形成对政策制定现实的复杂化理解，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开拓视野和专业认识，比如，以一定时间从事政府工作，在其他国家供职，理论与应用研究交叉进行等等。
4.发现和培养超学科的人才乃是一项主要的必要工作。这种人才可作为知识群体的领导者，并作为智囊团所有专业人才自身认同的职业象征。
5.-部分智囊团资源应当投入到可视为“风险项目”的工作中去，即从事那些尚无确定服务对象甚至可能被大多数服务对象所反感，但却可以发展新的政策思想并促进智囊团潜能的研究。有选择的宏观政策课题和元政策制定问题是这种风险项目很好的候选对象。大多数的成员应当不时地参加一些这类研究项目。
6.应当特别注意与统治者的沟通，包括尽可能直接的接触和通过其高级顾问作为渠道。如果这不可能办到的话，可通过其他代理途径，如大众传播媒介。统治者不仅仅是智囊团所必须的至关重要的支持力量，而且在政策制定中举足轻重。因此，对他们的决策发挥作用是将智囊团的研究成果富有成效地输入到实际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方式。此外，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为整个智囊团的工作注入了一个新的认识层面，同时还可以促使智囊团成员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的实际。
7.构建创新的方法理论和克服方法论上的狭隘性（如第八章所讨论的）乃是当务之急。譬如，社会科学方法和各种规定性方法论必须结合起来，并统一为一种具有自身知识基础和恰当哲学的综合性、规定性方法体系；重大决策失误排除方法（这种方法部分地基于决策心理学）应当作为优化模型和“择优”模型的补充；历史的认识和比较的知识应当作为研究当代政策问题的基础背景；在处理根本的不确定性时，应当以启发式方法取代目前的许多政策分析方法；此外还需要创造条件，鼓励推翻正统、破除迷信及打破传统，发挥创新思维和创造性。
8.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步骤，诸如扩大成员的知识面，其他提高方法和促进方法论的建议措施还包括：
（1）总结实际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论，充分认识软科学方法和启发性方法是方法论家族中的合法成员。尤其是，应当鼓励和促使那些成就突出的参谋人员尽可能总结其实践中的智慧成果，让他们在主要研究报告中加写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并让他们在专门培训班中讲课，主持职员研讨会和准备有关软方法论课题的学习报告，这些都可能大有裨益。
（2）应当投入资源，集中精力进行方法论的研究。这可以结合具体政策课题进行，或可作为独立项目并从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些风险活动。
（3）委派某个具有适当素质的成员担任“主任专家”可能有利于开展工作。这个成员必须是既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又有才能激发他人发展方法论的人。
9.必须专门投入精力，更好地传播智囊团的工作成果。
譬如，为政策制定者（也包括专业人员）组织短期课程学习和轮训班，讲授智囊团的发现成果，以交流方法论和提出问题的方法可能就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做法。如果尚未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就应当着手进行有关材料的整理出版，并针对政策制定者公务繁忙的特点，为其编辑专门的版本。如果一个智囊团积极致力于提高对政策问题的公众评论的水平，就应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就复杂社会问题举行电视辩论便是这方面尝试的一种可取的办法。如果某一智囊团承担了政府委托的许多任务，那么无论如何都应该优先考虑成立摘要办公室，以便运用各种媒介和方式为那些在专业技术上头脑简单的服务对象陈述复杂的政策研究。
10.必须对智囊团完成的活动、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作出系统和综合的评估。进行自我评估的一些方式有：
让退职的原智囊团成员反思在智囊团的工作；专门安排一到两名高级成员定期进行评估分析；鼓励人们就怎样革除智囊团的弊端发表意见，邀请外界专家对整个智囊团的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毫无保留的评价。这些做法一项比一项困难，也一项比一项有用。此外，日常实践中的材料收集和资料记载的完善保存可能对以后的评估有用，因而必须建立资料库并加以制度化。
11.各智囊团之间的合作开辟了相互学习和分担工作的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目前主要智囊团之间缺乏沟通的缺陷是一个很严重的疏忽。1981年4月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一些智囊团的首脑举行的初次会晤表明了在建立合作上的强烈兴趣和合作开展活动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活动有：
（1）就正在进行中的主要研究课题系统地交流出版成果和信息。
（2）合作开展成员的培训与发展活动，从研究性互访到一年期的互派长驻学习，乃至共同举办轮训班、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3）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成立合作研究小组，比如方法论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美国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有些情形中，就特定政策项目合作研究也可能是颇有吸引力的。
（4）智囊团首脑之间就管理问题、成员素质发展、成果推销、沟通等问题进行经验交流。
（5）合作出版研究成果，如政策案例研究集，论述智囊团运作的著作，学科现状文集等等。
除了这类具体的活动，在总体上还需要建立起智囊团的自我形象，并通过相互讨论和共同思考分析智囊团的本身使命。
以上建议的所有活动连同一些其他活动（其中一部分产生于消除表10.1所列述的那些现有智囊团缺点的需要）应当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开放和弹性的人力潜能策略，这种策略的形成将提供一个机会，以便反思智囊团的主要特征、考验某些基本假设和促进智囊团成员致力于创新思想。
就针对智囊团发展的具体改进方案作相对详细的设计不仅对提高逆境中的政策制定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而且也突出地揭示了在绝大多数政策科学论著中存在的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疏忽：尽管智囊团的发展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但大多数关于政府的理论都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政策影响机构；而越来越多的关于统治方式需要改革的论著也几乎从未提及过需要提高智囊团的运作绩效。
这样，智囊团对于逆境中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和为了发挥其在提高逆境中政策制定水平方面的主要功能而进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就更应当加以强调了。
建议三：建立独立的国情与政策考察机构
有多种整合性与分散性的机构建制可以满足这一建议的要求，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缺乏专门的独立机构来负责收集资料，从事综合的国情评估，就重大问题筹备实际调查以及对政策结果和各种政策要求进行系统的考察，那么就失去了问题诊断、议程确定、政策意见启发、政策思维多元化和政策情况了解所必不可少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有了某些建制，正在慢慢朝这个方向发展，诸如各种形式的国家审计机构和美国的中央审计署。但仍然有大量信息未能掌握，政策考察在世界各地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可以包括如下：
1.对中央统计机构进行调整，使其具备很强的独立性和材料收集的权威性，并配备各种不同的跨学科人才。
2.扩展国家审计机构的功能，适当改变其成员的专业素质。
3.政策评估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并确保其他独立的研究机构可以从事这项工作。
4.由智囊团承担部分工作，诸如准备对国家现状的评估（在经济领域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开展的工作便是很好的例证，只不过它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还可能有其他措施。但无论采取哪些措施，国情评估与政策考察的机构化都是改进政策制定战略的重要模武。
建议四：提高高层干部的素质
杰克逊的思想似乎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尽管不是全部）民主国家乃至非民主国家所接受，只是这种思想较少适用于愈来愈复杂的现实社会。对政治家的自我选择和高层决策者的一般职业渠道缓慢而逐渐增多的了解并不能缓和这种担心：在大多数高层决策者需要具备的素质和实际素质之间存在某种距离，不过有程度上的不同和国情的差异。
与此有关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前面已提及）在于：有多大比例的“最优秀”（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人才进入了政界和政府行政领域？政策制定者是以什么样的能力走上岗位的？存在哪些能力缺陷？各个政策影响阶层的总体素质如何？各种相互作用方式（如讨价还价）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有关参与者好的品质，还是加剧了他们坏的品质？这些问题对于评估政策制定的现实以及寻求改进的途径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
这里不妨从较容易的部分着手考察，尽管这方面已有多年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索：许多国家任用高层官员和培养他们的方式相对于他们在应付逆境的政策制定中所担负的重要功能来说存在严重不足。甚至那些具备相当先进的方法挑选和培养高层行政官员的国家也越来越落后于形势变化的需要。在外事部门也同样如此，各种改进方案对该部门没有什么效果。在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适应其特殊需要和国情，需要有培养和预备高层官员的适当创新办法，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这种办法。
精英人才的问题具有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敏感性。尽管一些国家实际上接受了选拔精英的职能“绩效”方法和界定精英的开放性多层面标准，但仍然压制这一词语的使用，而且许多国家采取扭曲的处理方法，这就不利于实现公平公正以及缓解政治的贫乏。结果，权力和特权根据其他标准集中在某些人身上，而高素质精英人才的积极功能却未能实现。实际上，如果坦率承认在处于逆境的社会中发挥各类精英人才的功能具有至关重要性，并着力发展精英人才以适应新的价值需要，那么就可以产生较为理想的结果。
最为敏感的禁区是有关政治家的任用、晋升和素质的不断提高。针对这类专业水平不过“半吊子”的政治家，考虑可能的措施以提高其自身的素质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尽管许多可行的做法并不违背根本的传统。
为举例说明提高干部某方面素质的具体建议，这里我不妨简要地提及若干可行的规定。
有关高级文职官员的规定1.认识到这类“超级官员”的特殊需要，并制定其任用和素质不断提高的明确政策。
2.具备广义上相关学科的学术背景在原则上是必不可少的，而高强度的岗位培训也同样必要。这种培训最好针对比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来进行。同时，在整体及多层面的政策科学知识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以便更好地适应逆境中政策制定的需要。在全面的岗位专业培训机构化和制度化之前，半年期的集中强化学习可作为一种暂时的替代办法。在这一问题上充分体现出惰性的力量，许多高度发达国家在培训高级官员方面仍然死守着过时的传统内容。
3.人选更替、任期轮换是至关紧要的，特别是对于防止保守思想来说。
4.不断地学习必须制度化，如至少每一年平均两周，或每六年平均六个月。
有关精英的规定这一课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尽管它在本书占有显要地位，对于为实现更好的政策制定而建立各种处理问题的社会能力和社会基础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这一课题的相关思想包括：特别注意那些极有天赋的儿童，对其实施深入全面的培育计划；开办精英大学，或在普通大学制定精英培养计划；建立从事高级研究和学习的专门学院，或者旨在激发创造性的类似机构；以及鼓励精英人才的循环流动等。
最为重要的是要坦率地正视对精英（不管这是用哪个词语来表达的）的客观需要，同时对相关的根本价值观给予适当的注意。
有关政治家的规定1.为政治家提供机会和动力，鼓励其从事持续性研究，如可以离职休假一个时期。
2.由政党资助干部培训活动（如奥地利政治科学院的做法）。
3.为高层政治家就主要政策问题分析和总体政策制定知识举办集中强化轮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