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争的黑土地
在毛泽东心中，战略决战的战场是中原或东北，最终他把第一颗最重要的棋子落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当时的东北，与今天的东北有很多不同。虽然白山黑水不改，三江平原依旧，依然是一望无涯的黑土地。
东北地区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在东北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虽然在张学良宣布“易帜”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也在东北上空飘过，可是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根本无所作为，东北仍然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天下。日本帝国主义自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就在东北扩张势力，他们在东北驻军、垦殖、开矿、办厂、经商，培育为他们服务的走狗，所以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地方军阀和日本人的控制之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把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领导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抗日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8月8日，根据苏、美、英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关于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两个月到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的《雅尔塔协定》（关于这个协定，苏联方面说要遵守三国之间的约定，要保密，所以一直未告知中共中央，虽然当时我党和苏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方面所派的由对外称为孙平、实名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的情报组和电台就驻在延安枣园），苏联向日本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之后，坦克集群长驱直入。三路红军分别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茨列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挥下，迅速进入东北。日寇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率总部人员南逃。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宣布准备接受波茨坦会议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喜讯让全国人民欢腾起来，延安军民欢呼庆祝了三天。
但是，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在与大家欢呼胜利的同时，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毛泽东把办公室搬到了小礼堂，在宽大的乒乓球台上工作。
这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这样一件大事苏联方面竟然没有通知中共中央，我党事先是一无所知，这一重大消息我党中央还是通过无线电收听到的。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面前，必须抓紧每一分钟，做出各种紧急的部署。8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中说：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争夺抗日胜利果实”的“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8月10日和11日两天之内，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七道命令，要我军各部立即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接管受降，收复失地。中央军委第二道命令说：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中央军委的命令还分别发给了晋绥的贺龙、晋察冀的聂荣臻，命令他们都“向北行动”。总之，目标全是向着东北方向，向着毛泽东在8月9日会议上所说的我们“都有所准备”的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和吉林等地进发。
十分明显，中共中央是把东北放在了这场“极猛烈的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如前所述，这时的东北，日寇已经投降；国民党方面无论是党、政、军、警、特，从来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基础，东北可以说正处在一个短期的权力真空之中。国、共双方谁能先进入东北，并得到人民的支持，谁就能先占有东北。
第二，这时的东北，暂时在苏军的控制之下。苏联可能会按《雅尔塔协定》向国民党政府交权，可是苏联又坚决不会同意美军和国民党一道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分开的，所以在美、苏矛盾之中，我们只要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造成了既成事实，苏联就不可能把东北全部都交给国民党。
第三，东北有当时全国最多的工业资源和最好的工业基础，钢都鞍山、铁都本溪、煤都抚顺，当时都已形成气候。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产量占全国的93％，铁产量占全国的87.7％，煤产量占全国的49.5％，发电量占全国的78.2％。东北还有全国最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都约占全国的一半。
这些，对于我们下一步进行全国的解放战争，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四，东北的北边是苏联，西边是蒙古，东南边是朝鲜，南边是大海。东、西、北方向都对我们的发展有利，当时苏联对我们的态度虽然不算很友好，但至少不会在背后对我们开枪。我们要对付的，就只是南边的国民党军队。可是，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把他的主要军力都缩在西南地区，在华北基本上没有任何军队，他要把军队从西南运到东北，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办到的。就是以后国民党军到了东北，我军与他们争夺时，我们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仍然是安全的。
第五，我党在东北早有抗日武装，在华北和华东更有广大的解放区，如果把东北拿到手，整个北方就是我们的半壁河山。就算蒋介石执迷不悟，真要挑起全国内战，形势也对我们有利。
这就是我党中央在百忙中把争夺东北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大的大事来抓的主要原因。而且，抗战胜利以后国内的发展形势是中央早已看到的，我党在抗战胜利之后必须向东北发展这一决策是中央早已确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他说：
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要准备20到30个旅，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在一片。
这时，在山海关至张北的长城一线，我军早已部署了李运昌、吕正操、张学思等部。而且这其中的吕、张，还有山东的万毅，都是原来东北军的将领，张学思是张学良的胞弟。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准备开拓东北早已准备好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之下，我军争夺东北的行动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
二、十万大军进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日本侵略军一投降，我军就开始向东北进军。
最早进入东北的，是原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的部队。
周保中年轻时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副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中央军委工作。1929年去苏联学习，两年后回国，任中共满洲（按：满洲是当时对整个东北的一种代称）省委军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之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任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
李兆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
东北抗日联军在发展最好的时期共有11个军，分为三路。即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但是在日本关东军强大兵力的“讨伐”、“清剿”
下，东北抗日联军逐步退入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十分艰苦，损失很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与敌人激战后，自杀殉国。其他领导人如李延禄、赵尚志、魏拯民、赵一曼等先后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将余部中的一部分缩编为一个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转移进了苏联境内，进行整训，被编入苏联红军系列，称为国际八十八旅。其他的部队则进行分散活动，由野营训练总部负责领导，在内线坚持斗争。
当苏联红军决定向东北出兵时，周保中、李兆麟收到了以斯大林的名义发来的电报：
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随着苏联红军向东北境内的快速进军，周保中、李兆麟率领的国际八十八旅也和苏军一道行动进入东北，以后又分成很多小队担任各部队的向导，并很快就和原来抗联的各方力量恢复了联系，发展了部队。由于他们在东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极为熟悉情况，所以很快就同苏军一道先后攻占了57个城市，在每个城市中，一般都是由苏联军官任卫戍司令，我方担任副司令。如周保中担任了长春的卫戍副司令，李兆麟担任了哈尔滨的卫戍副司令。
从关内最早进入东北的是冀热辽军分区的李运昌部。
李运昌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与林彪、刘志丹是同届。他1925年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以后在满洲省委做地下工作，对东北情况相当熟悉。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冀东地区领导抗战，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晋察冀十三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冀热辽军区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已经在辽宁和热河建立了根据地，地跨长城内外，是我军进入东北最近又最有条件的根据地。所以当李运昌于8月13日清晨在河北丰润大王庄冀热辽军区的司令部从广播中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和朱总司令发出的进军东北的命令之后，立即同副司令员詹才芳等召开军区党委会，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总指挥部，调动了分区的八个团、一个营和两个支队共1.3万余人（占军区主力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有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以及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为三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进发。一路直插热河的承德，与苏联红军会合；一路直插平泉、赤峰；还有一路是由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分区主力第十二团、十八团和朝鲜义勇队，目标是山海关。
这时的山海关有日伪军和地方警察共约3500人驻守，依仗山海关的高城墙，声称只交枪给国民党军队，拒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我军先扫荡了外围，形成对山海关的包围。
8月30日，苏联红军来到了山海关。由于我军和苏军原来毫无联系，当曾克林命令部队中所有的司号员吹起欢迎号时，苏军仍不知我军是什么部队，并立即架起了武器。我军立即唱起了《国际歌》，这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曲立即把两支军队联系了起来。然后通过苏军带来的蒙古翻译，双方才得以沟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这里和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会了师。双方商定共同攻打山海关，苏军炮击之后，我军与苏军一道攻入了山海关，接受了日伪军的投降。三天以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出了如下标题的报道：“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即已陷敌手13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为我军光复”。
攻下山海关之后，曾克林率军坐上火车向东进发，连克兴城、锦西、锦州后，第十八团留下来守卫锦州，第十二团也留下一些部队接管各地政权。最后剩下一个营则由曾克林、唐凯率领，与苏军一道前往沈阳。9月5日到沈阳时，十八军分区的政委焦若愚也赶了上来。
与各部队向东北开进的同时，为了建设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又决定从延安和全国其他地方抽调干部陆续派往东北。从延安出发的第一批干部1000余人组成的干部工作团是由晋绥军区副政委林枫率领的。8月28日，在去飞机场送走了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以后，朱德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即将去东北的干部做了一个重要报告，他说：
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有的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8月2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指示：
晋察冀和山东省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按：此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做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从海上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三、中苏在延安会谈
从上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