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廖运周的起义队伍开过去之后，中野六纵立即就封锁了缺口，然后按事先准备好的战术对后面跟进的两个师以猛烈阻击。黄维为了保证突围的成功，亲自上阵督促指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可是都被王近山指挥的六纵打得一步也过不去。黄维无奈，只得叫部队退下来。
正在进退不能之时，蒋介石的命令来了，命令黄维不准转移，就地固守。
11月28日，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从徐州向南进攻，意欲夺回宿县，打通徐蚌交通线的战事毫无成效，已被我华野坚决击退，接着又出现了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而又突不出去的严重局面。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顾祝同、何应钦、杜聿明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一方面放弃徐州，徐州的部队全部南撤。为了能保存点实力，不能让黄维冒险突围，而要让其固守，以便能牵制住解放军的兵力，而让杜聿明指挥徐州的所有部队撤出徐州，待杜聿明率军向南进攻，进至蒙城、涡阳地区之后，再设法解救黄维兵团之围。另一方面，命令蚌埠方面的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向北进攻，力争进取宿县，与杜聿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解除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包围，救出黄维兵团。根据这一决定，杜聿明在飞回徐州时，就在飞机上与黄维通了话，要黄维顶住，说他正在努力援救。顾祝同也飞到双堆集上空和黄维通话。他要求黄维一定站稳脚跟，就地固守，并设法把所占地区扩大。
黄维说这里的老百姓都已跑光，所占领的村子都是一些土墙茅屋，既无粮食，又无饲料，连饮水和燃料都难以解决。顾祝同向黄许诺，立即安排空投补充给养。就这样，黄维兵团就在寒风呼号的淮北大平原上挖掘工事战壕暂时栖身，行固守待援之计。
黄维兵团困守之地，是位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忠义庄、王朱庄、马家楼等20多个村庄。虽然双堆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也只有100多户人家。这里由于有两个相距二三里、高约十几米的大土堆，一个名叫平古堆，一个名叫尖古堆，故而村子就名叫双堆集。两个土堆虽然不高，但在那平坦的淮北平原上，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不知在何年何月，人们在平古堆上修了一座玉皇庙，每逢庙会，香火还相当茂盛。1984年，文物部门在平古堆和尖古堆中挖出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物，最早的竟然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才知道这两个土堆原来是十分宝贵的古代文化遗存。不过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不可能有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心思，就是有那么几位有文化的人，也只可能把它与当时最为现实的头等大事联系起来。
当黄维兵团处于围困之中的危局时，兵团中有一个高参就一心想发挥他的文化知识作用。这个高参特地去见眉头紧锁的黄维，并一反当时人人脸上的愁苦之状说：“司令，双堆集可是大吉呀！”黄维一声不吭，他也算戎马半生的统兵大将，也还真不知何吉之有。这个高参说：
“我会拆字。司令不必焦虑，历来大将出师多讲究地理征兆。就凭‘双堆集’三个字，我们就会逢凶化吉！”这句话黄维当然愿听，就叫他讲下去。于是，这个高参就大胆地拆起字来：“从拆字格来看，‘双堆集’三字，‘堆’者，是‘十’、‘一’、‘佳’三字也；‘集"
者，是’十‘、’八‘、’佳‘三字也；而’双‘呢？则是’佳‘、’又‘、’佳‘三字也（按：这是以当时使用的繁体字而论的，繁体字’双‘字写作’雙‘）。这三字合起来，正是十一师佳，十八军佳，而且是佳之又佳。这岂不是上上大吉么！”初期的十一师和后期的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和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队中通称由这两支部队出身或起家的人为“土木系”。十八军是土木系的代表和中坚力量，以十八军为主干而组建起来的十二兵团也就被时人认为是土木系的代表。至于黄维，当然更是国民党军界中众所周知的土木系的主要骨干。如果按这个高参的拆字法来看，“双堆集是黄维兵团的福地”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遗憾的是，这个高参没有为自己的拆字行动事先拆个字或者卜个卦，看这次拆字是吉还是凶，看自己是否找对了对象。他的这次十分得意的拆字并未能受到黄维的称赞，甚至未能使黄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原因是这位高参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司令官，从德国深造归国的黄维从来是以标准的新式军人自诩，从来不信占卜拆字这一套迷信玩意儿，而且对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很多相信各种各样迷信活动的军官嗤之以鼻。不过黄维认为这个高参其心可嘉，他的拆字结果传到部队中去也会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所以并未对这个高参有所申斥。
黄维站在平古堆上的玉皇庙前仔细察看周围的情况，对下一步行动做了不少考虑。由于廖运周的起义，11月27日的突围计划已经破产。现在蒋介石又下令死守待援，谁能来援助呢？他已经从顾祝同那里知道了徐州方面的近况，他难以相信一贯能打硬仗的黄百韬竟会败得如此彻底，难以相信在他的同期同学中最有头脑的杜聿明竟会统率着几十万大军而在徐州无所作为。但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事实，就只能说明目前解放军方面的战斗力要比以往估计的强得多，杜聿明能否按蒋介石的意图从徐州打出来援救自己，也就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的确不能相信那些拆字卜卦的玩意儿，他现在只能有一种合理的期望，就是期望杜聿明方面能够出现奇迹，能够尽快地打过来，把他救出去。在他盼望援救的各种期望中，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蒋介石从空中给他送下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兵团副司令胡琏。
在土木系的将领中，胡琏算是能打仗的一个，他一生中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作风凶狠，军纪极严。在抗日战争著名的淞沪会战中，他曾亲临第一线组织敢死队和日寇进行肉搏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曾以“炮兵游击队”打击日寇的长江舰船，用布雷和炮击的办法击沉击伤敌舰船近200艘，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保卫宜昌的石牌守卫战中，他率十一师的1万多人，与日寇的6万多人血战一周，击退了敌人水陆空的三面进攻，创造了抗日战争中一个大胜利，当时曾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正由于他有这些战绩，故而当时被称为“虎将”。可也正因为有这些战绩，也使胡琏养成了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作风。胡琏还有一个特点，是特别顽固和反动，在打内战中特别卖命，而且在部队中反复散布“宁可自杀，也不能当共军俘虏”之类的言论。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与华东野战军有过几次交手，打过平手，也吃过败仗，特别是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差点步国民党军队中另一个王牌整编七十四师的后尘。从此以后，他的狂劲被打掉了一大半。
当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消息传到胡琏耳中的时候，胡琏正在武汉省亲。得此消息，胡琏再也无心躺在家中“养病”了，因为他是在土木系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兵团和十八军是他的安身立命所在，十二兵团被消灭了，他这个副总司令也就无依无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要求他的校长无论如何不能坐视不救，要想法派兵支援，并表示愿意赶赴前线，挽救危局。蒋介石见他有如此勇气，当然是勉励有加，要他立刻进入前线，“查明共军的意图，采取攻势防御，制止共军的扩张”。同时立即叫人通知黄维在双堆集的平地上赶修一个简易的飞机场，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胡琏去双堆集。
12月1日，胡琏乘一架小飞机在双堆集降落。
五、第二个碾庄
在解决了黄百韬兵团之后，为了方便指挥，淮海前线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向前线移动，迁到了宿县小李庄。小李庄位于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和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敌人三路兵马，即杜聿明集团南下、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北上、黄维兵团东进的预定会合地，天天都有几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指挥几十万大军的指挥部就在这个小村子里。
按照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命令，包围黄维兵团的部队在11月29日向敌人发动了强攻。中野和华野的主力加上部分地方部队共20多万人投入了围歼黄维兵团10多万人的战斗。
但是，如何才能既不拉长时间又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来吃掉这个“硬核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硬核桃”一称不是我们的形容，是黄维自喻。当他的整个兵团集聚在一块之后，他在如何固守待援这一问题上是这样考虑的：双堆集地区是一片平原，除了尖古堆和平古堆这两个较高的土堆之外，没有地形的优势，要想守住，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较解放军强得多的火力配备。所以，他决定以双堆集为核心，利用二十几个村庄组织环形防御，在平地上挖掘战壕，埋设地雷，拉上铁丝网，修筑各种地堡，用各种火力网来控制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发挥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在平原地形上所具有的火力杀伤的优势，黄维就把这种阵地防御体系比喻为一个“硬核桃”。他说：“要让共军啃掉牙、胀破肚皮，败北于阵前。”他还就此一再向蒋介石表示：“刘、邓一下子吞不了我们！”
黄维虽然口出狂言，但他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是因为，中原野战军的火力的确远比不上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是打运动战，要打现在这种平原大坝之上的阵地战，可真是经验不足。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野是在啃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而不是在吃一块软豆腐，这种比喻也是未尝不可。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环。当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进行了几天之后，总前委在小李庄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交流和总结了几天来在进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如何砸碎这个“硬核桃”，作了认真的研究。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武器的确不如人，全部美式装备的敌人仅一个十八军就有各种火炮400多门，而整个中野的火炮也不到100门，何况还缺少弹药。
至于坦克、飞机和火焰喷射器，我们完全没有。至于兵力，中野在这时除了一纵和四纵各有9个团之外，其余纵队都只有6个团，最少的九纵只有5个团，平均每个纵队有1.5～1.6万人，最少的纵队还不到1.2万人。
整个中野的总兵力约为12万，大约和敌人相当。只是加上华野和地方部队的力量，我们才能在总兵力上超过敌人。在几天的进攻中，敌人凭借强大的火力，多次把我军不顾牺牲而英勇攻入敌人阵地的战士们打回来，在敌人多点交叉的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火焰喷射的阻击面前，我们的进展很缓慢，伤亡却很大。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对黄维兵团围得住、歼得了？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是不怕牺牲的，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无价值地牺牲，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得尽可能大的胜利。从刘、陈、邓到每一个指挥员都很清楚，我们不能以血肉之躯去和敌人的坦克、大炮硬拼。
并不在前线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淮海前线的情况十分关心。
曾就围攻的问题专门发电指示。电报说：“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电报还特别提醒说：“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枪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在总前委会议上，各纵队领导结合中央军委的指示，对眼前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如何从过去熟悉的运动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前不久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立即在这大平原上挖掘坑道，修建工事，要把工事构筑成有纵深、有主次的防御阵地，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推进，一块一块阵地争夺，真正和敌人打阵地战。
会议之后，20来万大军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原已挖有工事的基础上，用当地一切可用的材料努力构筑工事，迅速建成了纵深达几千米的以各种壕堑为主的网状体系。在一望无涯的大平原上，有如奇迹般地出现了千万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壕堑和掩体。从地面看，几乎看不到什么战场的样子，连人影也没有几个，包围黄维兵团的大军一下子都转入到了“地下”。可是如果跳下交通壕，就会见到各种忙碌的身影，战士们在不断向前边移动，在向前边运送各种物资。一到黑夜，这里就成了我军的天下，已经集中起来的一个个进攻小分队就在距敌人前沿阵地不远处利用夜色的掩护，向敌人发起无数次的猛烈进攻。我军不多的火炮则从壕沟中一直推到敌人的眼皮底下，采用直接瞄准和平射的办法，就如打靶一样，一发炮弹就可以摧毁敌人的一个地堡。这种打法，可以说是弹无虚发，让每一发炮弹都发挥了最大作用。我军就这样采取“蚕食”的战术，一个点一个点地与敌人争夺，把敌人的一个一个工事、一个一个村庄拿了过来，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个排、一个连一口一口地吃掉，每天都有进展，每天都有斩获。敌人的阵地愈来愈小，我军的包围圈愈来愈小，淮北大地上的一条条战壕和交通沟，就好比一条条绞索，愈来愈紧地勒在黄维兵团的脖子上。
面对我军的这种“蚕食”般的步步紧逼，黄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他的活动范围与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以攻为守。在我军的“地下活动”面前，他的很多武器无法施展，所以他也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徐州的空军在地面的指挥下每天不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二是让他的坦克在火炮轰击之后对我军的战壕进行碾压，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则用炸药包将坦克未能压垮的战壕和工事进行爆破。对于我军占领的村子，则用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烧成灰烬，使之无法为我军服务。黄维把这种战术叫做“蹂躏战术”。不过，这种“蹂躏战术”
的功效甚微，因为在我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之下，很快就可以把被敌人所破坏的工事壕沟完全恢复。
由于黄维的“蹂躏战术”非但不能把包围圈突破，反而把包围圈之内的十二兵团官兵的士气蹂躏得来愈来愈低。所以，当心高气傲的胡琏来到双堆集之后，他的老部下们一下子兴奋起来，盼望老军长能给他们带来一条生路。黄维则是不声不吭，看这个自己多年的部下是否真能挽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