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
李琼久独具个性和充满生命激情的山水画，展现出他的创造天才，不仅成为嘉州画派的旗帜，也开创了中国画一代新风。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李琼久登峨眉山写生，就与佛国仙山结下不解之缘；四十年代末移居乐山城区后，常年登山写生，甚至一年中用三分之一时间盘桓在峨眉山上，“经几十年观察体悟，努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李琼久旧稿），以峨眉山为轴心向大渡河、大小凉山拓展，充实完善了山水画的自我表现语境，形成了崇高、宽博、壮美的李琼久山水画风。
如果说李琼久六十岁前苦苦修炼，用四十多年时间在传统上下足了功夫，为之后大展宏图作好了坚实铺垫，那么，他六十岁后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则以构图新颖独特，充满青春活力的《旭日丹岩》《岷江石佛》等作品展现了他追求气象高迈、雄伟挺拔的阳刚大气风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李琼久以燃烧着生命激情的笔墨所作《金口河大峡谷》系列，令人耳目一新，以谲变百出的皴法表现出大山大河的原始生猛、朴质、高华。无论是千姿百态的冷杉、云遮雾障的峰峦，还是一泻千里的江河，横涂竖抹皆出新意，由此凸显出李琼久大起大落、大开大合、高峻豪迈的山水画风和气象刚大、充实而光辉的独特气格。之后创作的《峨眉晨曦》《白云峡》《洪椿坪》《灵山又一天》《八十四盘》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则是用娴熟稳健的笔墨，千奇百怪的树法，展现了艺术家炉火纯青的技巧驾驭能力。1978年所作《古德林》，借古开今，无法而法，气概成章；以铺天盖地、变化万端、形态各异的点子，借笔墨以写万状。在密不透风、排山倒海的墨点至密处，突然亮出几根树干和仙山洞府殿宇粉墙，森森然中梵音缥缈处，禅机一片。
《深秋霜叶未全红》（1981年）、《九老仙府》（1984年）则是以千姿百态、夸张变形的杂树法，在色墨交融、以热色调为主的点子中，将原始生态的林木描写得生机盎然，如山花之烂漫，宛如一曲诗意般的红色交响。
如果说，李琼久在这些作品中，不惜笔墨在雕塑生命，追求一种体骨丰腴、形神兼备的唯美主义，那么，此期出现的另外两组不同凡响的系列作品，则呈现出另一番意境。
《长征组画》系列（1977年）大刀阔斧，以简淡阔笔所写红军入川经过的“腊子口”、“渔海子”、“武阳咸渡口”等天险雄关，大泼大染、原始生猛，阔笔铺张、巧拙并用，皴擦熔百法于一炉，树法归有法而无法，通观画作神凝而气聚，豪迈而飘然。
1979年游南方归来，李琼久再度遭遇命运坎坷。他凝聚生命与爱的激情，所写《南行记游》系列，方寸间以顶天立地的构图，大胆狂放的笔墨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展开：烟波浩渺的太湖水光山色，冷月清空中传来寒山寺阵阵钟声，西泠印社楼阁中的群贤雅集，狮子林庭园里的昆曲古韵……传递出的完全是一派如泣如诉、如梦如幻的诗画交响乐章。
历史上有多少丹青高手在江南留下千古绝唱，而后来者多是东施效颦，千人一面，然而李琼久这个来自蜀中的“魏晋狂士”、“峨眉草根”，则以阔笔泼墨，纵情挥写，思接千载，情系万端，洋洋洒洒，直抒胸臆，一扫前人陈规旧习，青出于蓝，别树一帜。
经十年沉淀积蓄，临终前所作《虎溪》（1989年），山石、溪水朦朦胧胧中浑然一体，浓浓淡淡中水天一色，茫茫苍苍中混沌一片，画面透出一派清朗空寂之气，令人心境清澈澄明，如睹一个晶莹无尘的纯粹精神世界，让我们向世俗作不屑的告别。这是艺术家临终前山水画的最后绝唱，也是他的山水画由神格向逸格的超升，由物形向精神的升进，是主客合一，物形与精神的和鸣。
人物
由于李琼久所画人物与花鸟、山水相比数量较少，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以至忽视了他在人物画上的杰出成就。
李琼久幼年开始接触泥塑、木雕等民间艺术，兴趣来自对人物画的敏锐感悟。尔后多年沉迷佛、道、仕女人物画，加之素描造型功底，为人物画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耗时大半生继承传统中，对唐之“吴带当风”、宋之“极妙参神”深有感悟，同时“贯穿了画像石、画像砖、铭文造像以及金石、拓片，熔铸一炉，所写古装人物和佛像都追求具有书法金石味”（李琼久旧稿）。强化了书画合一理念，在1948年未出山前就以书法、佛像人物立足于牛华、五通一带。
李琼久对佛道、神鬼、人物涉猎尤深，在所写《一花一佛》中，就以铺天盖地、密不透风的满纸长款，详述战国、秦、汉、隋、唐以来数十位人物画先贤名流以及人物画发展、渊源、变迁，可见底蕴深厚。《达摩一苇渡江图》是他于1962年在峨眉山报国寺为住持宽明和尚所作八尺巨幅。李琼久解衣盘礡，以简淡阔笔尽兴而挥，一气呵成：达摩手执禅杖，脚踏芦苇，目光如电，佛光环绕；以抱腕而书的神来之笔所书“佛心”二字，构成了迎风而鼓的袈裟，神采夺人，满纸霸气。至今已成为峨眉山僧人秘藏的“镇山之宝”。虽然此图出自梁鼎铭原创，但凭李琼久的激情以及深厚的书法和人物画造型功力，大有脱去躯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天才创造。1986年，他携此画东渡日本展出，经日方清洗后精工装裱，展开时，立即引起轰动，有收藏者许与三辆“皇冠”轿车索求被拒。此画后被日方用两张层板严加保护，安全空运归国。
李琼久笔下所写佛、道、鬼神如《普渡众生》《钟馗》《十六应真者》等，呈现出虚、空、寂为体的佛性妙理真谛。正如他在七十九岁所画《法提尊者》时所述：“写佛的神似，脱掉躯壳，不是僧、不是人，而是佛。脚下炉里一缕青烟，虚无缥缈中，用新草书，以悬针垂藤的书法，既要形，也要在我境界……”（李琼久旧稿）
传统典故、民间传说也是李琼久广用的人物题材。所作《屈子行吟》《九歌》《山鬼》等，仰天长啸发之天问，为华夏民族招魂；《赤壁夜游》、《重耳出山》等发古之幽思；《葬花》《浣纱》《紫娟》留下多少爱与善的凄美传说。
返璞归真、充满天机神趣的戏曲人物在他是信手拈来，如1972年所作《秋江》、《起解》，笔墨凝练，以形写神，动与静、老与少间的巧拙对比，妙趣横生，古韵尤存。
李琼久晚年，八十岁后所作人物更见炉火纯青。1988年所作《草圣像》，以浓焦之墨尽兴而挥，形神合一，下笔外拓圆转，内敛翻折，波势连绵，节奏明快，线条浑厚，纵任奔逸，从笔势到笔画不断来回往复，直至全篇，将一个张颠草圣画得狂怪不羁，似神若仙。
1989年所作《探母》，浓墨酣畅，横涂竖抹。近景草莽英雄李逵双膝拜地，背影中透出忠孝仁爱内蕴，颤颤巍巍的瞎眼老母久盼子归，凄楚之态，传情动容。老人白发以留白呈现，面部淡淡几笔赭色，传神夺魂，令人拍案叫绝。通幅画局设色雅淡，靠线条曲折、粗细、刚柔、轻重对比变化，表达复杂的人物内心变化，将天地大爱、母子连心挥写得如诉如泣，酣畅淋漓。
以上两幅堪称李琼久人物画的精品力作。
李琼久不仅擅写佛道古装人物，对现代人物也轻车就熟。1983年所作山水人物画《万紫千红》，描写峨眉农家嫁娶迎亲场景。山上山下，扶老携幼，一路欢腾，人物虽小而形态各异。1980年所作《巴黎圣母院》，尽展吉卜赛女郎至真至纯的欧洲风情。1987年所作《春游》，万紫千红的樱花丛中，一群身着五彩和服，青春靓丽的日本少女鱼贯而现，人若樱花，樱花若人，争奇斗艳，自成绝配。
他不仅能以纯正娴熟的传统笔墨驾驭古今人物画，也曾大胆尝试吸收现代艺术符号创作探索；晚年所作《自画像》，以极具个性符号特征的峨眉“白鹇鸟”、“珙桐”和“三山”拼接构成。表达了艺术家视通古今、包容中西的美学理念。
《奥运之光》是一幅以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为题材的中国画创作。李琼久大胆以现代符号元素与中国画笔墨相融合，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服饰、肤色人群中，一张硕大的京剧脸谱面具张大双眼，以热烈的目光观注世界文明的进程。古罗马盾牌、京剧国粹与巴黎时装秀并置，昭示着人类不同文明在自由交流中的平等对话。顾拜旦男爵在1936年奥运会上说：“不断超越他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种奥运的人文核心精神，与李琼久所倡导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艺术精神如出一辙。小试牛刀，潇洒一回之后，虽然对现代艺术的尝试没有再继续下去，却更坚定了他对民族艺术的自信。
晚年，李琼久的人物画又有了新的超越。八十岁前后，李琼久所作《相马图》《探母》《草圣像》《高僧图》《郑襄公求和》等一批代表作，一反之前“曹衣出水”细线勾描作风，大胆借鉴山水、花鸟的阔笔写意纵情挥洒，在以泼墨狂草入画自我超越中渐入逸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世前几个月在北京所作《高僧图》，将他的人物画推向了艺术峰巅。
《高僧图》是李琼久为友人王道正先生所作巨幅人物画。静若秋水的面部，神态安泰平和，透出的是饱经沧桑、百折不挠、超越生死、稳如泰山的人性本真和涅槃后的宁静。人世一切兴衰成败、名利荣辱皆如粪土，半睁半闭的双目折射出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微光。大面积抱腕而书的中锋运笔，如古树垂藤，筋藏肉莹，绵里裹针，疏密有致，流畅舒卷的袍子中夹裹着的是驱除贪欲，持久而艰难的道德挣扎和充满苦难的人生之真实体验。若将李琼久五十五岁所作《达摩一苇渡江图》与之比较，前者神情激昂、双目如电，继往开来，有压倒一切之勇；而后者宁静安泰、平淡若素，有真仙古佛之容，皆自千修百劫而后的涅槃。也许这正是艺术家对自我人生的真实写照，是艺术家超越生死，与天地精神往来，由神格向逸格的超升。
花鸟
李琼久别出新意、个性独具的花鸟，五彩缤纷，千姿百态。所写峨眉杜鹃五彩斑斓、芙蓉牡丹华丽高贵，各色山花野卉色彩艳丽，生机盎然。构图千变万化，色墨相映生辉，格调清雅、朝气蓬勃中透出光明一片。
形态各异的鸟类常常是画中的主角。仙鹤、白鹭、白头翁、珍珠鸟、鸿雁以及鸡、鸭、鹅等均可信手拈来，而最具个性特质的则是八哥与鹰。李琼久对鸟的习性动态了如指掌，眼观心记，烂熟于胸。上世纪五十年代甚至在家中养了几只八哥，对各种动态反复记写。因此，所作八哥，神态肃然，腿长体健，或群落于沙滩戏耍，或栖止于树梢稍停，或站三聚五，或窃窃私语，或打闹于山间水泉，或群舞于柳枝林间，或千娇百媚引颈高歌，好一派世外乐园。
李琼久所画苍鹰大多登高远瞩，雄姿独立。顶天极地的构图上，主角占据画面大半，甚至冲出画面，以势呈雄，以气夺神，尽显激昂的自信与生命张力。大泼大染，夹浓夹淡的双翼铺天盖地、蓄意待发，富有攻击性的利爪、穿云破雾的眼神以及攻无不克的鹰嘴有傲视群雄，神圣不可侵犯之势。
《白鹇珙桐》是李琼久花鸟画中独具匠心的标志性原创。白鹇鸟是峨眉山珍稀鸟类之一。鸟冠呈蓝黑，紧贴头顶，而他将白腹锦鸡头上的赤红冠羽移殖其上，高昂竖立。尾羽的夸张，挥臂运气长拖两笔如有神助，荡气回肠，洋洋洒洒，尽显精气神。他笔下的白鹇或高站树梢，或栖息林间；有的轻纱曼舞，若仙女下凡；有的体态妖娆，容止羞涩；有的举头仰冠，意气轩昂；有的俯视端详，神采超逸，堪称无古无今的花鸟画绝响。
有“中国鸽子树”美誉的珙桐，是峨眉山珍稀树种之一，一千万年前新生代第三晚期留下的植物活化石，被独具慧眼的李琼久收于笔下。他巧用大写浓墨点塌树叶，以双钩淡墨描花，柔美线条与浓墨写意对比，明快爽朗。老干枯枝古雅奇逸，花瓣更显舒卷窈窕，朱砂赤红点蕊，在满纸水墨中，神清气爽，妙趣横生。更奇者，李琼久将白鹇珙桐这两种珍禽异卉双绝合璧，动静间生机盎然，韵致高雅，浑然天成，此为他独创的峨眉花鸟一绝也。
李琼久不仅对各类花鸟具有娴熟精准的造型功夫，色彩运用也堪称一绝。他大胆吸取传统重彩，并糅合单纯明快的民间年画以及印象派色彩，准确地驾驭控制色相、色度、光彩度在宣纸上呈现出的微妙机理。如所画《芙蓉》《杜鹃》浓淡相宜，一层中更有一层，水色交融幻化一片，花瓣玲珑剔透，娇嫩欲滴，尽展东方色彩魅力。其质感、色感、光彩度决不逊色于西方印象派，令人观之若闻暗香，心旷神怡。
所画《松枝小鸟》：灵动活泼的小鸟登枝，以浓焦之墨写其松针松果，染以沉着的花青、石青，色墨混融，干湿浓淡的表现全在对速度、节奏恰到好处的控制。绵里裹针的松叶夹裹着两枚坚果，质感、色感、光感传神夺奇，若以写实主义而论，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也难以表现出如此高妙的精、气、神来。画面上部横穿的老枝，以一束浓艳的杜鹃破之，枝头几点洋红点缀，双钩的几片花叶倒垂，施以石录重彩，与右下角中松针松果的冷色呼应，冷色为主调的布局中，小鸟身上的红黄与紧临鸟尾的洋红跳出一小块夺目的热色区，让画面显得轻松活泼，热烈响亮。灵动中不失稳健，艳丽中不失雅韵，情趣盎然，雅俗共赏。
杂画
李琼久不仅在山水、人物、花鸟上表现出非凡才华，而写走兽、博古也当仁不让。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琼久受梁氏兄弟影响，对画动物尤感兴趣，能将他们的牛、马、羊等临摹得惟妙惟肖，可以乱真。而后经十几年历练，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形成鲜明的李氏个性风格。
在李琼久笔下的峨眉猕猴上下翻腾，天真可人，机敏灵巧富有山林野趣。《雄狮图》中，百兽之王，头部鬃毛奋笔皴擦占据画面大半，双目窥视炯炯有神，雄健威猛，引而不发。所写猛虎一般配以人物，龙行虎步，势不可敌。先生晚年尤喜水墨画牛，沐浴河塘水边者闲适安详，奋起攻击者力克千钧，一往无前。
“博古”是传统画类一支，李琼久所写《古陶系列》《汉俑》《石雕》《钱币系列》等，皆以鼎、篆籀入笔，熔今古百法于一炉，配以山花野果，古韵新趣，入古而出新。正如税海模先生所评：“画面上彩陶虽古，其线条、纹样、图饰都稚拙灵动，配以蓬勃鲜活的一枝枝新花奇卉，再留出较大空间，既写实又象征，潜寓了儒学‘日新、日日新’的宇宙憧憬，大有宋元小景花鸟，‘一花一世界，一鸟一菩提’的空灵、深邃境界，极耐人品味。”（《门外谈画，“歪”读九躬》）
李琼久常说：“大画求气，小画求趣。”他不仅擅长以大泼大染的简淡阔笔挥写巨幅大作，而且能于盈尺小品中传情夺神。所写画幅，大者数尺数丈，小者如火柴盒、明信片，方寸间的“微画”成套成册。
九躬笔下，从气势磅礴的山水，到耳目一新的人物，从生机勃勃的花鸟到威猛矫健的走兽，以及参透古韵的古陶汉俑，其超凡卓绝的创造天才，几乎涉猎中国画全部领域，无不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质，独立的生命意识判断，充分体现出当代艺术最核心的精神价值。正如四川省美协主席钱来忠所述李琼久的艺术：“在北京和成都的艺术活动及艺术成就，在中国画坛获得了公认的杰出名家地位……2001年12月，国家文物局认定李琼久的书画作品为艺术珍品，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并限制出境。”（钱来忠《高山仰止一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