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3年8月的一次执委会上，沈雁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出席指导执委会的，他当时在会议上即提出了党应该注意掌握武装的问题。这给沈雁冰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次执委会上，沈雁冰还受命去劝说已经提出退党要求的陈望道、邵力子，这也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建议。陈望道、邵力子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参与者，他们提出退党，主要是不满于陈独秀日益滋长的家长作风。
还有一个提出退党要求的是沈玄庐。沈玄庐和邵力子都是国民党人，他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建党后曾担任重要职务。沈玄庐本人是个大地主，但他信奉共产主义，自动减了佃户的地租，而且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说起沈玄庐要求退党的原因，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据他说，一个姓吴的青年党员拐走了他的儿媳，这让他十分失望。他以为当初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约定加入共产党的人必须品行高洁，富有献身精神，现在却连流氓、拆白党也入了党，竟然还拐走了他的儿媳，他不愿再留在这样的组织内。据此，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请邵力子转交。但邵力子因为也有意退党，不想见陈独秀，所以把信交给沈雁冰，由沈雁冰交到党中央。
上海的许多年轻党员得知三人要退党的消息，反应强烈，纷纷指责三人投机革命，甚至骂他们是叛徒，所以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在执委会上要求党员们对三个人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努力劝说三人打消退党的念头。
沈雁冰去做了邵力子、陈望道两人的工作，邵力子表示收回退党的要求，陈望道则坚持己见。他认为陈独秀家长作风未变，故自己也不改退党的要求。他还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在党外仍会为党效力。沈雁冰对此也无能为力。对于沈玄庐，邵、陈二人都说不用去劝说，他不会改变主意的。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玄庐，并且了解了一下沈玄庐所谓儿媳被拐一事的是非曲折，原来此中有些误解和家庭的原因。
沈玄庐的儿媳就是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对孔德沚投身妇女运动有很大帮助的杨之华。杨之华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结婚以后，因为志向、趣味都不相同，感情并不融洽，她一直想有机会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一天，姓吴的那位青年到沈家作客，杨之华得知他从上海来，便向吴某打听上海大学的情况，吴某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杨之华。吴某不久回了上海，杨之华随后也离开沈家去上海进了上海大学。其实，杨、吴二人素不相识，他们只是搭了一次话而已。
杨之华有意出走，也是早晚的事。沈玄庐知道儿子、儿媳感情不合，恰好碰到这件事，便疑心到吴某拐走了杨之华。
沈雁冰将了解的情况告诉沈玄庐，沈玄庐也悟到自己的指责只是猜想，并无凭据，但料定儿子、儿媳的关系难以挽回，便冲着沈雁冰大发了一通牢骚，最后却表示愿意考虑党组织的挽留。
然而，第二年春，沈玄庐还是退了党，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歧见。几年后，他遭人暗杀，据说是蒋介石所为，因为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是反蒋的。
杨之华进入上海大学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担任了上海大学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作为学校教务长的瞿秋白，很欣赏杨之华的活力和才干；杨之华也特别钦佩仰慕瞿秋白的学识、品性。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去世后，瞿、杨二人便相爱而结为伴侣，这已经是1924年底了。说到瞿秋白、杨之华的结合，还有一段当时传为佳话的趣闻。
杨之华离开婆家出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没有解除她和沈剑龙的婚姻关系。她在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一层，只是希望摆脱那个夫妻感情不合的家庭小环境，投身到外面那个多姿多彩的大世界中去。她与瞿秋白相恋以后，不能不考虑结束和沈剑龙的婚姻关系，便给在萧山的沈剑龙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提出离婚。这是杨之华的性格，决定要做的事毫不含糊，也不拐弯抹角。
沈剑龙倒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有点事就耿耿于怀的男人，立即回了一封信说：“这事很平常，好商量，我到上海去和你面谈。”
没过多久，沈剑龙从萧山来到上海，两个人只面谈了一次，就把问题解决了。双方都明白，感情不合，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两人作为夫妻相距甚远，当初就不该结合在一起。所谓好聚好分，没有感情的婚姻，自然不必受道德伦理的约束。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意味从此形同路人，仍然可以成为朋友。应该说在这件事上，沈剑龙还是蛮有肚量的。
商量妥当之后，他们两人请来张太雷、施存统、沈泽民、张琴秋，在众人面前拟定了一个特别的协议：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则启事。
第一则启事宣布沈剑龙、杨之华离婚，是“离婚启事”。大意是说：两个人很愉快地解除双方都认为不应再继续下去的婚姻关系，但是仍然保留相互敬爱，互相帮助的友谊关系。
第二则启事宣称，沈剑龙、杨之华二人离婚后仍然是最亲爱的同志和好朋友，是为“朋友启事”。
第三则启事就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结婚启事”了，向四方亲朋好友通告他们将在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结婚仪式。
瞿秋白、杨之华举行婚礼的那天，沈剑龙、杨之华的父母都出席了，足见沈、杨二人协议离婚之事做得漂亮而不是作秀。沈雁冰、孔德沚与其他许多朋友们都参加了婚礼，大家一起吃了一顿并不铺张的婚宴。
三则启事、两个婚约、一揽子解决，在无奇不有的大上海也是前所未闻的。不但新派人物啧啧称奇，沈雁冰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也将其传为美谈。上海滩留下一段令后人自叹弗如的佳话。
1923年9月，在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指示改组了国民运动委员会，以统一管理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的运动，沈雁冰继续担任委员长，还和向警予一起分管妇女运动。到1924年初，由于邵力子约沈雁冰去编《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再加上商务编译所的工作，沈雁冰感觉时间、精力难以兼顾，便向执委员提出辞职，他的辞职被接受了。
这一年底，沈雁冰一家搬到闸北顺泰里11号居住。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后租住了沈雁冰家隔壁的12号。沈泽民与张琴秋也在不久之后结了婚，住在与母亲、哥哥一墙之隔的另一条里弄康德里11号。
张琴秋在平民女校结束后进上海大学，而且先后入团入党，与沈泽民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终于结为夫妻。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费母亲的一文钱，正如老太太当初所料定的。
由于几家人毗邻而居，相互来往更加频繁，杨之华、张琴秋就动员孔德沚也去做妇女工作。孔德沚原本在沈雁冰的影响下就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愿望，只是觉得自己口才差一些，对自己的能力也不大有自信，现在有杨之华、张琴秋做伴、帮助，自然很高兴。她还动员了住在附近的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一起参加进来。她们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纺织厂的女工，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她们的思想水平和妇女解放意识。上海大学的女学生多半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杨之华、张琴秋的活动能力强，组织、宣传样样干得来，孔德沚主要帮助女工办夜校、识字班，通过教女工识字宣传革命道理。
这一年，孔德沚由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沈雁冰一大家人，除了母亲之外都是共产党员。后来胡墨林也入了党，毗邻而居的四家都可以称之为革命家庭，沈、叶两家还都曾成为党的会议召开的地点。闸北弄堂的这一隅宛如一块小小的“我们的花园”（当时一首诗的名字），几位革命女性仿佛花园中几簇鲜红馥郁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