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躺下后，邢仁甫同宋英茹说起此事，宋英茹趴在他的胸前说：“你说‘狡兔三窟’，这不才‘两窟’吗？国民党那边你不会也联系一下吗？”
邢仁甫回答说：“那边是张子良，还有刘景良，我都懒得搭理他们。过去都在我屁股后头，现在让我去傍他们的冷屁股？”
宋英茹说：“你要是已经定了主意，我倒可以帮帮你。”
邢仁甫一听坐起来，看着她问：“怎么？你有门路？说说。”
宋英茹也坐了起来，捋了一下头发，说：“我有一个干妈在天津，叫韩重仪，她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关系。”
邢仁甫立即说：“那好啊。明天一早你就去天津，找找这个干妈，把线牵上。越高层越好，说了管用，将来怎么着都好办。太好了，这个干妈是干什么的？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宋英茹嘴一撇说：“听说是在一个什么‘会’里，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还怪我？你问过我吗？真是的。”
邢仁甫忙说：“好好好，怪我，没有问夫人。咱快睡，明天早点儿起。”说着，把她一搂又躺下了。
宋英茹果然不虚此行，她的干妈韩重仪在天津不仅手眼通天，同国民党高层人物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有联系，而且左右逢源，同日本人也有关系。在干妈的引荐下，宋英茹不仅同蒋鼎文手下的情报机关头目刘耀宗一起吃了饭，交了底，还同日本间谍机构驻天津的特务头目郭振亚见了面。两方面都很重视此事，许以尽快反映上去。不过暗下通过韩重仪也都表示了，八路军这样高级别的干部想跟他们表示亲密，有些匪夷所思，希望能够有使他们相信的表现。
宋英茹回来一身天津人入时的打扮，愈发标致邢仁甫简直惊呆了，等卫兵一走就抱上夫人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宋英茹把邢仁甫的嘴推开说，“先跟你说正事吧。”
听完了宋英茹的汇报，邢仁甫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他一直为同日本人的联系伤脑筋，以前来联系的人地位太低，三转两转多麻烦！这回真可以说左右逢源了。宋英茹说完，刚坐下要喝点儿热水，邢仁甫又把她抱起来转了两圈，狠狠地亲了一会子，说：“哎呀，我的夫人，你是我真正的夫人！”
宋英茹擦擦嘴和脸巴子说：“咱们怎么能使人家相信呢？干妈说得有表示才行。”
邢仁甫一听这个，沉默了下来，须臾，说道：“慢慢看吧。上一次的伏击咱就没打他嘛，不过这已经弄得那些人疑神疑鬼的了。”
这几天黄骅的胃寒病发作一直不好。他让小李在灶膛里烧了一块砖，然后浇了些水用布包起来，解开上衣把它焐在心口窝处。正要喝点儿热水，周贯五一撩草帘子进来了。看他用手捂着胸口的样子问怎么回事，黄骅笑了笑说：“心口窝老是不好受。医生说是胃寒，除了吃药，还让多焐焐。没事，焐焐就好。”
周贯五关心地问：“那个医生行吗？药可能抓不全，不行，让人去天津抓。”
黄骅忙说：“不用，不用。犯不上兴师动众的，焐焐好多了。”接着，两人坐下议论起工作来。正说着，司令部的刘参谋进来交给黄骅一封信，说：“是邢司令的信。”然后就走了。
黄骅和周贯五互相看了看，未说什么便拆开来看：
黄骅同志：
由于贱恙缠身，司令部工作多由你操劳，不忍之甚。今闻贵体也染恙，愈加不安。我意，请你来岛上，这里有医院有医生，条件较好，可以治疗并疗养一段，以尽快恢复健康；再则，一向你我在工作中也偶有抵牾之处，来后我们也可以有时间相互沟通，以解误会。
握手
邢仁甫
即日
黄骅看后将信递给了周贯五，周贯五看后，说：“好啊，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难得司令员有这个考虑。你们还真可以用这个机会多交流一下，谈谈心。也可以帮助邢仁甫同志对一些问题提高认识。你找陆成道同志把工作安排一下，我和他在这里足可应付。再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去找你们。”
黄骅看了信以后身上感到一股暖流，心想，司令员到底是司令员，老同志了，水平还是高，关心同志又团结同志；许多事是自己多心了。于是他决定听周贯五的劝告，又登上了望子岛。
黄骅上岛以后便急着找邢司令，邢司令却说，不急，来了要以养病为主，先看医生，并再三强调说，病人一定要听医生的！邢仁甫还把卫生部长兼院长刘永生叫来当面说：“你对黄副司令的病要亲自负责，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治不好唯你是问。”几天下来，并不理他想要谈话的茬。黄骅不由又有些着急，但他告诫自己，绝不能犯急，要十分注意尊重司令员的意见，便压着性子养病。这一天上午，邢仁甫在刘永生的陪同下来看望他，仍又强调嘱咐说：“黄骅同志，好好养病，一定得听医生的！你不养好病，我不跟你谈话。”
警卫员李天佑跟随黄骅来到望子岛以后，每天无所事事，便在岛子上到处转悠着玩，和其他战士们厮混在一起早就熟了。一天，他在医院里，帮着几个护士洗废绷带。岛子上的淡水稀罕，一洗东西便乘船到陆地上去洗。反正不远，去去就回，他也跟着去了。洗完回来时，有两个战士模样的人从村子里来跟他们一起上船。在船上他同几个男女护士一路说笑。说笑中他伸出手去玩水，海水已经觉得凉了。这时他一瞥，见刚才跟着一起上船的那两个人在小声说什么。小李平常就机警得很，他仄起耳朵来细听。只听其中一个胖些的跟另一个瘦些的叮嘱说：“你给他打完针就走，我送你上船。你拿上钱上了岸，就远走高飞享你的福去吧！记着，关键是沉着、别怕。”而后就什么也没说了。小李又瞥了他们一眼，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去理睬，就又和其他人说笑起来。
小李回到医院以后帮着晾了绷带，便回到黄骅身边。给黄骅倒了水，又拾掇了一会儿，有些腻烦地说：“首长，快好吧，快憋闷死我了。”黄骅来岛上主要是想同邢仁甫再交换意见说说话，却一直不得机会，也正烦闷，说：“你要烦你走吧，让小马来。”说得小李不言语了，坐在门外墙根晒太阳。
一会儿，就见刘永生和一个医生都穿着白大褂来了，他也没理。就听里边黄骅说：“刘部长，胃病也算不了什么大病。已经好几天了，我看算了，我得回去，有好些事呢。”刘永生忙说：“副司令员，别这样说。邢司令已经说了，对首长的身体一定得要万分注意。这不，我又请了姬大夫来，让他看看怎么好，听医生的。”那医生便让黄骅躺下摸了摸，又问些情况，说：“是老毛病了，顽固得很。打打针吧，现在又进了一批针剂，打上挺见效的。”刘永生便说：“该打就打，去安排吧。”
那医生很快去叫了护士。那护士也穿着白大褂脸上蒙着大口罩，手里端着洋瓷托盘，里面搁着针管、药瓶等，跟着医生进了屋子。小李坐在那里往上一瞅，却见那护士身影很熟。一琢磨，这不是刚才从岸上回来时一起来的那个瘦子吗？他突然一激灵，忙站起来跟着就进了屋。只见那护士放下托盘，拿起酒精棉，给黄骅屁股上消了毒，那手显然有些发抖，拿起针管就要往臀部刺下去。这时，小李突然想起在船上听他们说的那句话来，忙喊道：“且慢！打什么针呀！”那声音并不算大，却像一声雷，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那护士手一哆嗦，针头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刘永生和那医生及护士都大吃一惊，脸色煞白。
黄骅回过身来，对小李斥道：“干嘛那么大声音？”都愣了一会儿，刘永生等回过神来，也斥责那护士道：“怎么这么不小心！重换针头。”
黄骅则系上裤子回头盯了小李一眼，突然口气很硬地说：“不打了。我的病用不着打针。药留给其他病人用吧。”
黄骅坚持没有打针。下午去找邢仁甫，这位司令最终也没有安排时间和他再度“把酒论势”。黄骅决定第二天回去。
路上，小李说了情况和忧虑，黄骅听完，看了他半天，没有说话。
邢仁甫则对刘永生大发雷霆：“用着你们了，一个个都是摊了架子的泥胎。要你们有什么用！我好容易把他弄了来。妈的，全砸了！滚！”
根据新的形势，山东分局决定召开全山东战区的工作会议。冀鲁边区周贯五奉命去鲁南分局汇报工作。行前，边区召开会议研究向上汇报的事情。因为凑合“抱病疗养”的邢仁甫，会址设在望子岛，会后，周贯五也就在这里告别众人，由水路登程，经清河垦区到鲁南。
会后一起聚餐，席间相互敬酒。周贯五和黄骅都不善酒，周贯五给黄骅回敬时，说，“很难得在一起喝点儿酒，临走我敬你一杯。”
黄骅说：“老周，你知道，我本来就不会喝酒，最近胃又不好，够呛。这样吧，我沾沾嘴唇就算喝了，等胃口好了，不能喝也陪着你喝，不就是一醉吗！算我欠你的酒……”
周贯五耸耸肩膀说：“好吧。下一次把这些补上！”两人一笑。
宴会后为尽快疏散，都告别而去。黄骅没有走，要次日早晨送周贯五上船后再走。周贯五知道黄骅有心事，两人就去了他的下榻处。周贯五的夫人张玉桂奉命也跟着去鲁南，就一起来了。这时见他们进来忙伺候倒水，知道他们有事谈，就要到别处去。黄骅忙说：“大嫂，你别走。我们俩到海边走走。”说着，两人又都披上棉大衣出了屋子，来到小岛东边，在一处挡海水的土堰上，面对着大海坐了下来。
往年海里不结冰，今年冬天特别冷，沿海岸一线堆起好些浮冰。再往前便是平滑的冰面，出去一里多地，才又是浩淼的海水。海风不大，冬日午后的阳光也送来许多温暖。两人先眺望了一会儿冬日的大海，远处仍有海鸟不时飞来飞去觅食。他俩都把棉大衣一裹，坐了下来。黄骅眯着眼望着远处滔滔的海水，半天没有说话，掏出烟荷包，装上烟，又点着了他的小烟袋。
过了半晌，还是周贯五先开口了：“老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这一摊子是有些麻烦。当初分局和师部征求意见时，咱们考虑边区急需人，也认为邢仁甫同志经过教育和学习会有进步，就同意他回来了。这情况你也知道。谁想会成这么个状况！这位同志城府很深，是不好相处。上次会议以后他恨上你了，像恨李启华一样。他现在话里话外都带刺，确实没有大将的风度，甚至连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襟也没有。现在索性称病蹲在这里不下岛，刚才会上说的话也不怎么中听，许多同志都有看法。你和他都负责军事，我知道，你作为副职，许多事都很为难。”
黄骅接过去说：“这个我倒不担心，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不怕难也不怕为难。我只是担心以后会影响工作、影响对敌斗争。现在鬼子‘扫荡’，情况瞬息万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他这一养病，有了情况也不说话，让我怎么办？”
“老周，咱们在一起共事有两年了吧？你是政委，是代理司令，当然也是大哥，对我的脾气应该了解。咱们在一起闹意见的时候也有，但是心里都坦坦荡荡的，从没有觉得还有什么疙疙瘩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党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有什么事，包括家里的事都愿意找你聊聊。聊完了就痛快了。”
“可是，老周，你这一走，我想找个人说话都难。”
周贯五说：“那你就不对了。我走了还有卓如同志、成道同志和其他委员们嘛，再说我开完会很快就会回来。”
黄骅说道：“别自欺欺人了。这一次不知又要把你调到哪里去，还回得来？”
周贯五笑着问：“谁跟你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好像你是罗政委肚子里的蛔虫。”
黄骅也笑着说：“和尚脑袋上的虱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去汇报工作，还让你带着嫂子？当初我从鲁西来的时候，师部通知就让我带着家属。不换地方带家属干什么？你这一去，咱们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见面了。”接着，又苦笑着说了一句：“情况这么复杂，斗争这么激烈，不知还能不能见面……”
周贯五立即抢过来说：“瞎说什么？净说些不吉利的话。即使我调走能走到哪里去？不就是在这块地面上吗？今天离开了明天又会合到一起了。”
黄骅半晌没说话，又点上一袋烟，抽了两口说：“老周，别说不吉利。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关键是死得其所。你说咱们哪个活到今天不是侥幸？”
周贯五点了点头，说：“这倒是。”
停了一下，黄骅继续说：“老周，我跟你提起过参加革命的经历。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老师的大公子，他叫柯松涛，是我们那里的革命先驱，后来被内奸出卖牺牲了。记得在他牺牲前不久的一个晚上跟我有一次谈话。他说过这么一段话，‘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已经宣誓，把自己交给党，为了党的事业，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他把为党的事业牺牲看作是一种荣耀。’这段话我一直记着，可以说烙在心里了。”
“他还说过理想的事。我们共产党的理想是建设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但它确实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想。它是通过亿万人的共同奋斗能够变成现实的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了这种信仰，千百万烈士倒下了，但是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血已经化作一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他们的血包裹着他们不朽的魂灵，化作我们心目中的神圣，在时时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