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近代城市的出现和变化
近代城市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从英国首先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走上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阶段，中国近代城市确切地说是19世纪末叶才形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泻入中国市场，侵入中国经济，这不仅使中国长期形成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和解体，而且摧残了正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怪胎。这种经济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畸形烙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在区域上，近代通商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命运不尽相同，一盛一衰，对照鲜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一阶段；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第二阶段。中国近代城市形成之始即出现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种城市形态，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根据不平等条约直接开辟的商埠城市。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登州、潮州、琼州、九江、镇江、汉口、江宁、伊犁、威海、长沙、济南、常德、长春、哈尔滨、宁古塔、瑷珲等城市。这种形态的城市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受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控制的城市，如青岛先是德国后是日本，哈尔滨是沙俄，大连旅顺先是沙俄后是日本，汉口是英国，昆明是法国。因而这些城市不仅具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而且反映了侵略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及建筑风格的特色。另一类是同时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城市是最典型的。上海有美、英、法租界，天津有英、法、美、日、俄、澳、意、比八国租界。这些城市有明显的租界和旧城区差别，租界区由于分属不同控制国，因而，城市布局和建筑风貌各不相同，甚至很混乱，给现在的城市改建和建设增添了难度。还有一些沿江沿海城市，虽没有租界区，但由于开辟为商埠和洋商洋行，也实际形成特殊区域。19世纪90年代，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有34处。通商口岸的开辟对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种城市形态，是随着外国资本入侵，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开始发展而造就的一批城市。其中有的是老的城镇，也有不少新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改变了城市中的经济内容、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城市的规模、类型和布局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城市新的经济功能得到加强，城市的性质向资本主义城市转化。这类城市在当时为数不少，如无锡、南通、内江、北京、西安、成都、兰州、南昌等。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同时，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他们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投资开矿山、办工厂，从而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矿山冶炼城市，如鞍山、本溪、抚顺、唐山、焦作、大冶、萍乡、锡矿山（今冷水江）、玉门等城市。
第三种城市形态，是随着铁路、水路、公路的畅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位于京广线上的石家庄、郑州、衡阳，位于津浦铁路线上的蚌埠、浦口等，它们的发展和繁荣都同铁路的修通有着密切关系。蚌埠原来是一座只有500户人家的小镇，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很快繁荣起来，1914年人口已增到10万人，1926年又增至约20万人。相反，也有些城镇在这个时期却衰落了。如江苏淮阴，由于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功能降低而走向衰落。甚至一些历史古城也趋于衰落。如1906—1926年，开封人口由20万人降为15万人，绍兴人口由50万人降为20万人，兰州人口由50万人降为10万人，西安人口由100万降为21万人，万州人口由15万人降为8.2万人。
上述几类城市中，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类城市，规模大、发展迅速，掌握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同时，这些城市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控制与操纵，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左右全国经济的中心。概括地说，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是向着现代城市缓慢地前进，另一方面城市迅速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化。
20世纪初，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极大地抑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城市甚至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1927—1949年）中，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许多城市遭到严重的破坏，有些城市由此衰落、萎缩。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城市是处于停滞、倒退和畸形发展状态。有些大城市、沿海城市其经济社会性质更加殖民地化、封建主义化，其寄生性、腐朽性越来越突出，而城市的流通功能、生产功能则日益削弱。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开始了新的进程。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中国工业化才真正开始。1953年以后，工业产业有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城市发展有了动力，但城市化较长时间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由封闭走向开放，工业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发展也迈入一个新时期。回顾这60年，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是在不断向前推进，变化很大，但也有起伏曲折，不是一帆风顺的。大体有以下这样几个阶段：
（一）正常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更新和改造旧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改变不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打好工业基础，建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1949—1952年，重工业年均增长为48.8%，轻工业年均增长为29%。这期间，辽宁的城市工业和上海的经济发展使人口增长较快。据统计，1951年抚顺、本溪和鞍山人口机械增长率分别达到15.09%、12.1%、10.08%，沈阳达到6.7%。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上最高水平。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时期。与此相适应，一批新城镇出现，一部分农民进入城镇，城市化呈稳步上升趋势。这一时期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由1949年的3949.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7.3%，增加到1957年9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5.39%。“一五”期间，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较好，城市体系基本上朝合理方向发展，城市数量增加了44座。其中，东部4座，中部23座，西部17座，由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32座，增加为176座，平均每年增加城市5.5座。这一阶段，工业发展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中国城市正常健康的发展阶段。
（二）不稳定发展阶段（1958—1965年）
1958年，工业发展在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全国仅工业、建筑企业职工就增加了近2000万人，相当原有职工的两倍。全国有2195座城镇都在建设工业项目，1958—1959年间，在建制市一级城市建成了1000多个限额以上的大企业。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60%以上，大大超过国家的负担能力。农业战线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潮。从1958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净增31.4%，由9218.71万人猛增至1189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4%增至18%。城市人口飞快增长超过了城市容量和负荷力，结果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也遭到破坏，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亿吨减少到1960年的1.4亿吨，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从1961年开始，国家被迫采取大力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职工减员，停建、缓建大批项目，动员部分职工家属和知识青年务农，把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疏散回农村，使城市人口大幅减少。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调整市镇建制的决定。1963年，又相继颁布了新的市镇设置标准。到1965年，全国城镇人口为8916万人，比1960年减少了3000多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为12.3%。全国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减少为169座，比1957年还少7座，城市数为负增长。“一五”期间设立的一些城市退回到建制镇，如榆次、侯马、朝阳、公主岭、湖州、嘉兴、绍兴、常熟、聊城、临沂、菏泽、平顶山、郴州、岳阳、冷水滩、娄底、冷水江、惠州、肇庆、潮州、北海、凭祥、安顺、都匀、汉中、白银、吴忠、青铜峡、哈密等。同时，一些地级市降为县级市。从1958年至1965年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大起大落、不稳定发展的阶段。
（三）停滞发展阶段（1966—1977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城市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状态。学校停课，机关“闹革命”，干部、专业人员、青年学生乃至城市居民在“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都被动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期间，老城市无力发展，新市建设很少。但在备战备荒方针的指导下，却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大搞“三线”建设。由此人为地限制了城市发展，用降低城市生活水平去向更低的小农经济生活水平看齐，实际上是走城市乡村化道路。据有关部门统计，1968—1970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下乡达2000多万人。1965—1978年的“三线”建设，大批沿海城市工厂迁往京广线以西约1000公里的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豫西、湘西和鄂西的广大山区，工厂采取“靠山、分散、隐蔽”甚至“进洞”的政策。10年中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年平均递增1.3%，累计新设城市21座，撤销城市1座，合并城市1座。到1977年，全国城市仅有190座，11年新增城市仅19座。
（四）复苏和稳定发展阶段（1978—1997年）
1978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路线以及经济建设、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错误指导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新国策，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的推出与贯彻落实，城乡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城市建设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中国城市发展走出了倒退和停滞的低谷，进入了复苏和稳定发展的阶段。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座增至1985年的324座，年均增加18.7座，特别是1986年以后，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到1994年城市数量增至622座。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32座，50万人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42座，20万人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有173座，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有375座，年均增长33座。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明确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开始发挥出更大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领域。城乡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加之新的设市标准扩大了非农业人口的范围，设市模式以镇设市改为撤县设市为主，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到1997年城市数量增加到668座。
（五）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以后）
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3.35%，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城镇人口达到5.7706亿人，城市化率提高到43.9%（其中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2008年，城镇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达到45.7%。由于有些大城市撤市（县）设区，城市总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但是城市规模却有较大的扩展。2008年，全国城市总数为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18座。之后15年仍将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据预测，中国未来城市化率平均年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如果届时全国总人口达到14.7亿，城镇人口将是8.4亿，农村人口为6.3亿。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口历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上海过去比较多的是宁波人、苏北人，真正的本地人没有多少；深圳绝大多数是外地移民；北京外来人口也超过二分之一。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初期，人口也是自由流动的，直到1958年开始，才用户口把人口流动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主要就是靠人口、人才的流动。所以，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六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科学、持续、合理、统筹、兼顾，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