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 R Friedman）于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式最具有代表性。弗里德曼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使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核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边缘”。核心与边缘存在不平衡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依赖于中心。中心的发展与创新存在密切的关系，创新增强了发展能力和活力，其地位通过主导效应、信息效应、现代化效应、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不断得到自我强化。“核心—边缘”模式将空间关系融入区域经济的研究，以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机制，试图说明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发展不平衡，又由不平衡发展变成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
总之，城市与区域、核心与边缘的关键在于协调发展。一个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和发展方向，都与它所在的区域相联系，并受其制约。在人口密度、生产水平、资源条件一定时，区域越大，所能供养的城市就越大；城市的外部市场越大，城市规模也越大。城市兴旺发达，必然会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要与所在域区协调统一，而且要与全国其他地区城市协调一致，特别是要搞好科学规划与宏观调控，防止城市间、地区间的盲目竞争，防止产业结构趋同化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城市的发展要与更大的外部国际环境联系起来，将成为必然趋势。
§§§第六节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形成
可持续发展理论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尚书》中有正确使用自然资源的较早论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要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鳌以利于“永续利用”的思想，以及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法令；《吕氏春秋·义赏》中也提出了“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的持续利用可更新资源的思想；《国语·周语下》还记载了公元前550年周灵王儿子太子晋关于治水治山、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主张；著名思想家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和“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鳌之长”（《逸周书·问传解》）的主张，意在告诫人们要适度利用自然，注意不要破坏自然本身的生长规律；管仲也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强调要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开采，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也把自然资源的保护视为治国安邦之策，特别注重遵从生态学的季节规律，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永续利用；成书于战国末年的《易传》，把天、地、人、视为“三才”，视“天人协调”为理想境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还记叙有汤“网开三面”之事。上述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这些都是中国早期的古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英国科学家、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这个“有机的宇宙的哲学”就是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哲学体系。
18世纪以后的古典经济理论和自然保护学说也都较早地认识到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以及人类活动范围存在的生态边界。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商品市场中可以得到反映。国民财富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相互促进，但一国财富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会给人口的发展规定一个限度。“各种动物的增殖，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他还认为，经济增长的进程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当一国所获的财富已达到其土壤气候和地理条件所允许的限度，以及人口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的限度时，增长便达到其上限，即静止状态。然而，从总体上看，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是乐观的，正如他所说：“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经济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首次将自然环境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视野。他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呼吁社会要重视经济利益的分配和人口控制。他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将使社会进入静止状态：此时，自然环境、人口和资源均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收入公平分配，人们和谐相处，工业技术、精神文化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静止经济”的思想强调将人口、资源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协调起来。
上述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几乎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同时，美国地理学家马什出版了被称为西方环境保护理论开创之作的《人与自然》。他认为，不能仅重视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还应将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自然界自身具有稳定性和抗逆性的特征。但是，人类已经忘记“地球本身不是供人类消费的，也不是用做人类的垃圾桶”。人类对自然不明智的经济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自然均衡状态，造成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非持续利用，最终危及的还是人类自身。他提出，人类必须学会认识自身，保持生产能力，对环境破坏加以恢复，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实际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朴素愿望。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矛盾进入尖锐化时期，也是生态经济新观念表现最积极、最活跃的时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观点和赫尔曼·卡恩、朱利安·西蒙等人为代表的“乐观派”观点，就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大讨论，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大提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首个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标志着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在理论上的全面怀疑。而世界各国的发展现实，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些怀疑。该书作者美国福勒斯教授和魏多斯教授认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与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为了避免这一严重情况的发生，他们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均衡地前进，而不是继续任意增长。并主张停止地球人口数量的增长，限制工业发展，大幅度减少地球资源消费，以维护地球上的平衡。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悲观派”的著名理论。而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遭到持“乐观派”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当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不应当是悲观的，而应该是乐观的。他们满怀信心地谈到全世界正面临“无限繁荣的机会”，今后人类社会将能够继续迅速发展，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都会充满活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也不会到来。“悲观派”与“乐观派”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前途的普遍关注和深入思考，全球化生态危机也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生态意识也日益觉醒，从而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自1972年6月至1992年6月，全球进入深入认识生态经济和保护环境的行动阶段。以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为主要标志，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有组织、大规模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环境与发展运动。这次会议讨论了当代的环境问题，探讨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战略，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与改善人类环境，造福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把保护世界生态环境的运动从思想酝酿落实到实际行动。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日常事务，并作为国际环境活动的中心，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性的发展。认识到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保护环境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又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环境，而环境的恶化又必然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基础。贫困又是目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后果，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持续发展。但是，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了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及“持续性”一词，首先出现于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该文件从对植物资源保护的角度提出要实行可持续发展，即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此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日渐增多，在各种文献中大量使用，诸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增长、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利用等术语，但其含义一直不很明确。
1984年10月，联合国为解放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成立了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专门进行了研究，并于1987年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重要报告。其中正式提出了“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又译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总结20世纪以及自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思想。该报告还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