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凭单形式比不用凭单形式的总成本下降了1/4，顾客比以前更加满意。（AllenEtal.，1989，P.79）。”
美国学术界对凭单制度从总体上是持一种认可态度的，认为它“更富有效率、更有责任、成本更低”。有一些学者（如MichaelD.Parker，1991）认为，在理论上，凭单制度的自由市场思想基础与社会服务的人道主义本质属性是相矛盾的，且在实践中无助于保护穷人和弱者。穷人和弱者的信息闭塞和能力低下使其无法在信息完全和成熟老练的供给者之间有效选择。凭单制度对信息丰富的消费者有利，但对最需要服务而又缺乏充分信息的消费者来说不一定有利。
（第四节本章的结论
美国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取向的实质在于：试图将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功能优势复合配置，从而形成一种供给公共服务的新制度安排。这是美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美国政府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制度变革的一个新的方向。如果说，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是在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则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而是将两种制度的功能优势进行“杂交”，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
美国开始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种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市场供给私人服务的两元分离格局。政府不仅要从自由市场上退出，改变大规模政府干预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且还要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领域，这是美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政府管理理念。
一、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在美国80年代以后有一定的必然性
第一，存在着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的社会组织基础。
满天繁星般的私营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本，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提高了自身素质，拥有一套成熟的提高效率的机制。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前就存在着为社会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宗教团体、种族协会和街坊文教馆），只是当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超出了非政府组织的供给能力时，政府才把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几乎全部接到手中。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又造就了大量的社区组织、非盈利部门。美国政府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增加资助，强其能力等方法，重新启用原来承担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并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私营组织，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政府起到的是“掌舵”作用、“杠杆”作用。政府的相对超然是以社会组织的发达为基础的。到1992年止，“非盈利机构提供了政府资助的所有社会服务的56%，就业和训练服务的48%，保健服务的44%”。这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行政改革正是充分运用了已有的制度和组织基础，推进了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
第二，推动政府市场功能输出市场化的动力大于阻力。
政府试图借此开源节流。私营部门试图承包政府项目，分享政府开支的收益。非盈利部门试图借助政府的资助解决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纳税人想得到多样化的服务（同时不增加税收）。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能同时满足上述四方的利益要求。即公共服务输出规则的改变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和实际利益，能同时满足规则供给者和需求者利益，这样规则变革推动的力量就能大于阻碍的力量。
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与压缩福利项目（政府功能定位市场化的体现）不同。前者的推动力量来源是多方面的，总统、行政部门、私营企业家、非盈利部门领导入、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者。其阻力主要来源于职业性利益集团、国会中的部分议员。推动力量一般是来自多方的合力，它在总体上压倒了改革的阻力。压缩福利项目等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阻力大于动力。
共和党的总统是压缩福利项目的积极推动者，但选民群体、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却是福利政策改革的阻力。在阻力大于动力的情势下，里根政府运用了种种策略进行理性推动，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对有限的。美国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却是在动力大于阻力的情况下，由无数的利益主体在分散空间中，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渐进创新演进的结果。
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说要在全国推动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州与地方政府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的推动改革的日程表。美国8000个政府实体在面临财政压力、民众压力的大背景之下，各自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从解决具体问题着眼进行政策创新，各地改革的涓涓细流逐步汇成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的滚滚洪流。这是理性推动社会福利政策改革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美国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得到信息社会的推动。
其一，信息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一个分散的决策结构来处理私人物品（服务）的供需信息，而且要求一个分散的决策结构来处理公共服务的供需信息。纳税人要求美国政府对民众有更高的回应性，但民众的要求又是多种多样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民众的要求是变化多端的不是稳定不变的。政府是一种集权的决策结构，决策的执行也是按着一定的官僚程序缓慢的进行，稳定性、预期性有余，灵活性、回应性不足。美国政府只能求助于分权的市场决策结构来处理庞杂的公共服务供需信息，来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便是其可能的选择。
其二，信息社会降低了美国政府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的相对地位，提高了社会组织（私营部门、非盈利部门）的相对地位。信息具有瞬息共享性，政府拥有的信息社会有，政府不具有的信息（某些复杂专业技术知识）社会也有。政府许多公共服务的合同出租就是为了解决政府对复杂的技术缺乏问题。信息社会里权力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丹尼尔·贝尔称在工业社会里，资本是权力的基础，而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阶梯。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那种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生产公共服务的时代过去了，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时代开始了。
另外，以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为政府公共服务输出的市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不仅主张政府从私人服务的市场上退出，而且主张政府放弃在公共服务的生产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市场机制进入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帝国主义”的又一个新表现。
二、美国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具有丰富的政治含义美国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最初起源于财政压力，故在一开始就有缓解财政问题的经济意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美国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还有丰富的政治含义。
第一，文官的政治中立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文官的政策制定作用增强。
自本世纪F.古德诺发表《政治与行政》以来，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连同政治家与（职业）文官的关系，一直是政府管理中的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它同样是美国行政改革实践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美国自80年代以来，政府管理中已开始出现两次“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第一次分离是，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第二次分离是政府行政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承包商、非盈利组织）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这种决策与执行的两次分离，引起政治与文官角色地位的变化，引发议会与行政部门权力结构的边际调整。
美国行政改革实践中，强调决策与执行分开，“掌舵”和“驾驶”分开，这涉及到文官队伍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的问题。传统的文官队伍是立法机构决策的执行者，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是决策——执行的关系。现在重提公共服务的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关键的问题是谁决策，谁掌舵，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部门。帕特里夏。W.英格拉姆（Patricia·W-lngraham，1996）指出，“更多的掌舵，更少的划桨”，在公共行政中的体现是“职业公务员将变成更加主动的计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将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这种角色定位与文官法，政治家对联邦管理者和行政人员要求，以及国会的监督和领导地位尖锐对立。”这实际涉及到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权力重新分配问题，也涉及到固有的传统责任机制的地位问题。传统的多重责任机制要求联邦政府管理者首先要服从领导和管理。现在职业文官的决策与非政府组织执行决策的职能的分离，使立法机构传统的决策监督权力地位受到挑战。
第二，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有解决政治过程的内在矛盾的政治含义。
公共服务是通过政治过程决策的。成本和收益的分离，使人们普遍有一种搭便车行为（不付费甚至是少付费、多收益）。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非真实需求显示，就难以做到决策后的资源配置效率（需求显示不真实，供给过程的资源浪费在所难免）。公私合作、用者付费、凭单制度都有力求真实显示公众对公共服务真实需求的一面。当然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最大的挑战在于瓦解职业性利益集团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分利行为。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不能解决上述全部问题，只能尽可能的让人们更多地依赖市场过程，更少地依赖政治过程去解决问题。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是西方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一个共同实践趋向。也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行政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向。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基础建设）的制度变迁有直接的借鉴意义，题旨所限，暂且存而不论，后有专论。
“一个将要溺死的人不再要求哪怕是一滴水了。然而我们却已经向身陷规制沼泽的官僚组织施加了更多的繁文缛节。”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必须抛弃繁文缛节，摆脱那种驱使人只对规则负责的旧体制，创立一种激励人对结果负责的新体制。”
——《戈尔报告》
（1993年，第2页、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