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滞后却导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费方式和市场容量的问题，使服务业发展缓慢，从而使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劳动力就业不足，使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资本和国家分配比率上升，结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国内消费不足使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从世界各国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规律看，一国企业的97%到99%为中小企业，劳动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业就业。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业数量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计算，2007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计算，中国每千人口只有11个，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50个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25个左右；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前几年仅为1%，这两年上升为3%，但比发达国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和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大的基础设施等，对于GDP和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要比小企业来得快和规模大，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管制和税费负担方面对小企业发展不利；由于中国社区小银行发展不足，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融资的渠道；大学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学生接受的大多是灌输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企业规模结构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就业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实际失业率较高，劳动要素在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较低，居民收入增长比资本和财政收入增长慢，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劳动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导致消费能力弱，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生产的出口依赖性较高。
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IMF2010年发布的数据，日本人均GDP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而中国是99位。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0倍。中国2009年人均GDP达到3677美元，与阿尔及利亚并列世界第99位。非洲有11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中国。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对外贸易额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排位在第三，2010年超过德国。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外汇储备约有1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54亿美元，较尼日利亚（430亿美元）仅多出24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较大，一些企业的研发水平，专利储备，技术工艺，装备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国外同类企业，差距也很大。整个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二是在产业组织上，一些应当提高集中度的行业，存在小散乱的情况，与国外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我们的钢铁行业，平均企业生产规模比世界发展国家水平低得多，在与铁矿资源进行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时，没有整体议价地位和力量。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四是国内工业中大量使用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质都较低，导致生产规程、标准不能很好地被执行，生产和产品的质量由于劳动者的素质较低而受影响。这些偏差致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出口产品总体上附加价值较低，出口容易受标准、低碳、环保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产品消耗了我们的资源，污染留在了国内，贸易还不平衡，人民币相对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致使出口顺差外汇受损。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结构问题，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个结构偏差和扭曲的关联和衍生问题。
（二）过去中国发展道路的失误和风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或者叫中国发展模式，有一系列的问题：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未来看，必定不可持续；第三产业没有得以相应的扩张，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不足，使得GDP比率日益下降的农业领域中，以及一部分工业领域中，窝积了巨额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镇流动，但是，进得来，安居不下，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到进城农民“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甚至到“21世纪中期后”，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而体面的住宅房价太高而购买不起，将会形成大规模最危险的漂移人群；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发展等三大差距持续扩大，至今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对策，没有达成共识，也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略；从对外关系看，虽然我们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变成了经济财富，但同时，由于美元等国际性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效应，加上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封锁，我们消耗劳动力、土地、生态环境，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形成的出口产品，相当部分只能以发行的美元来平衡，我们再去购买美国的债券，将其借给美国投资和消费，而长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美元又处于贬值趋势，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代价也很巨大。
回过头来理性地看，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中，我们也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的失误：（1）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没有认识到发展就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和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及时地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在人均GDP3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比其他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滞后了20%到25%，并且今天30%的农村劳动力和54%的农村人口分配10%的GDP，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人口的分散使得服务业难以发展，增加值占GDP比例滞后20个百分点，就业比例滞后30个百分点；虽然农村人口净减少6000余万，30年来村庄扩大却又占用了2亿亩耕地；而人口的分散居住、生活和生产，包括生活和生产的化学化，对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破坏。（2）改革选择了一种在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不平等体制，使同地不能同价，农民利益受到侵害；高度行政寡头垄断型的卖地制度，加上“招拍挂”，以及一次出让70年的体制，使得地价轮番上升，财政收入长远看不可持续，并且使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不断在土地面积上扩大城市；使城镇需要房屋的人群，85%到90%买不起住房，结果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得来，留很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未来会形成80%以上的无房产人租房交租和20%以下的有房出租食利的两个阶级。（3）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种种限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逐步解放思想，开始对小企业，也即个体私营经济加以限制，后又作为补充，后来又改为引导发展，最后到党的十六大时，才确定为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国有经济就业岗位从8000余万个减少到了3000万以内，集体经济（即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街道企业、城市中的第二轻工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岗位从5600万个减少到了600万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许多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对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到2009年6月，中国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12个，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为50个左右。30年来，小企业发展，包括99%以上是小企业的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大规模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大规模从中高等学校毕业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相比，极不适应。以至造成了今天我们实际失业问题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30年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小企业发展缓慢，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是非常大的失误和偏差。（4）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能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其结果是，政府财政实际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比例上限约9个百分点；党政以及行政性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4%左右，比发展中国家行政公务支出最高限19%，竟然高出25个百分点；税收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位，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关键是，这样沉重的税费，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创业、投资、经营，特别是严重抑制了小企业的发展，以至于就业容量难以有效地扩大，实际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的人群相对较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很难加以控制。而未来，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特别是以后的“21世纪后”，再回农村种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镇中形成大规模的无业并居无定所的漂移人口，对社会稳定方面造成非常危险的隐患。
不难看出，未来我们需要对发展方式，也即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进行重大的调整，选择较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决推进重大的比如财税体制的改革，才能在2040年，特别是本世纪中叶时，建成一个资源节约、社会安定、国强民富，并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国家。
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时，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实际上，30年前就在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规划一条较为科学的“中国道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目前学界总结的中国模式，只是因为它获得了高速的增长，也不过是中国在前30年发展过程中正确的选择方面。实际上，社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口流动、教育进展、文化交流，不断发生变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们的需要也不同。因此，新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新月异，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发展道路的认识和调整方面，也是无穷尽的。然而，一些要害的问题认清后，人们可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道路进行大体的设计和规划。
三、十字路口的深度调整
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关键在于，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中国梦，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梦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