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改增量与突进点，媒体近年来付诸较大热忱的基层民主，将成为未来政改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其内涵包括建立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在中国特有政治结构中进行改革，监督和制约权力是最大挑战。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简洁鲜明，切中要害。此外，推进党内民主，改革立法司法制度，增进政治透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都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十七大的另一焦点是人事安排。此次中央领导人（25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1/3为新晋。细读全部官方公开资料，新领导层部分重要特征可概之如下：
首先，绝大多数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均系青年学生，从校园直接进入社会底层，做过普通的农民、工人或技术员，其中还有近十人是“知识青年”一代。他们中学毕业后先下乡下厂，多年劳作之后才进大学之门，随后踏上从政之路至今（在上届领导人中仅张德江一人为“知识青年”）。
其次，全部具备大学文化，相当一部分受过研究生教育，还有些人通过在职教育获博士学位。整体知识结构属文理科相济，理论与应用知识兼备。
最后（但绝非最次要），多数人兼具地方和中央、综合与专门领域的工作经历，一部分人还具备外事、金融等专业领域的工作经验，就整体经验积累而言，也可称优势突出而且互补。
这些特点，显示新一届领导人了解民间疾苦、有相当知识和经验储备，而且借改革风云奋进崛起，走到今天。这些事实令人鼓舞，足以使人充满期待。
放眼未来十年，如本期封面文章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言，我们寄望领导人具备“智识”与“豁达”这样的政治家品质。而着眼于今天，我们的意愿，就是让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方略付诸实现——不再是说，要行动！
-2007年第22期-
勿忘改革之由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1978年年底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诚如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2008年第1期-
借鉴印度改革
“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
2008年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三天访华，成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这是印度政府首脑五年来首次访华，舆论关注更偏重中印关系的变化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此次辛格中国之行，应当成为中国业界人士思考并学习印度经验的契机。
须知，当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在过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长达到了8.5%，不久将突破10%。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转轨经济体，两国改革初始状态颇有相似之处。经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改革难题。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目前，国际上公认“龙象共舞”图景即将成真，我们更感到这种遗憾格外深重。
近两年来，笔者几次在新德里和北京与印度高层经济官员交流畅谈，此次亦细读了辛格访华的翔实报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领导人对中国的学习愿望之强烈、认同赞赏之真诚。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话说，印度的领导人“很虚心”。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他们迫切的发展愿望和超常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应当看到，印度改革领袖们均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国际阅历，能说流利英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贵在自知、自强和自信。邻国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大国之间，察短易而取长难，印度领导人的学习态度，本身就值得中国人学习。
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民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腐败也相当普遍。因此，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民主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民主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在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中，印度民主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民主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森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2008年第2期-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
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
北京的3月春意渐浓。继半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之后，将于此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再度令人翘首又充满悬念。新一届“两会”的人事悬念事前已多少有所释放，最终不会带来太多震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简称为“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的亮相和评议——其内容，其实施，必将影响中国近中期的改革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方案》及与其同时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目前还难窥其详。不过，仅从“两会”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公报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目标，而且首次提出“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不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之内涵，而且强调了“重要性和紧迫性”。据此，我们有理由对行将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更高远的期待和更深刻的期求。
部门利益机构改革方案会相当具体，有一定技术性，察其精髓则面向未来又能革除时弊。细想来，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机构已经历过五次大改革，且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数十个部委及议事办事机构被裁撤，基本实现了从专业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这一纵向进步亦应肯定。在此基础上，此次以“大部门制”为重要特色的改革，当破中有立；其重大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能够对过往多年已经日趋刚性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起到遏制与破除之效。
部门利益弊端处处可见，超编、超支为其表象，扯皮推诿为其常态，吏治腐败或侵犯人权为其最恶。而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本部门职权，特别是审批权限，将这种权力衙门化、集团化、垄断化。不破不立。以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市场经济原则，此次改革理当包含大量改组、合并、撤销、重建内容，成立或逐步成立学者们建言中的“大交通”、“大能源”、“大文化”、“大农业”等，除旧布新的内涵很清晰。而为了防止旧的利益格局变形作怪，促进新的利益格局超速成长，还必须有坚决有力的治本措施。
治本的基本举措早已为人所知。就政府职能而言，关键是变审批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就制度安排而言，关键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都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大文章。而在当前，我们以为最为紧要者，在于决策当局必须有坚强决心和政治智慧，能够有效清除与化解多年计划经济和旧体制沉积而成的、显著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势力。非如此，则未来的治本改革无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