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务虚不务实，早就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了。刘备临终之前特意告诉他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马谡这样的人谈得来，其结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东征，马谡也因此丢了性命。可是，诸葛亮在“挥泪”之时，只是自责用人不当，何尝对自己的性格作深层的反思？
当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时，何其雄阔。然而，当其五丈原上遍视左右，无人可托时，又是何等的凄凉！诸葛亮秋巡五丈原，自觉凉风刺骨，不久于人世，不自觉地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此极”的慨叹时，他可曾想到这一点？
对于诸葛亮，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崔浩在《典论》中这样评价道：“在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号边鄙之间。只可以说他像汉朝偏安一隅的赵佗，怎能与汉初的丞相萧何、曹参相比呢？”
杜甫说：“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功臣。”对诸葛亮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赞扬与同情。然而，当我们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一切的时候，我们哪里还看得到历史呢？实际上，这种评价标准的背后，就隐藏着深刻的悲剧。
（参见《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演义》等）
3.中国的“法”
以法治国乃至以法立国是我们十分向往的事情，似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既然极为发达，我们为什么就一直不能以法治国呢？下面这则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一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深感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为何杀牛祭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既吃惊又高兴，想向秦王邀上一功。于是，他俩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您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二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情况。秦襄王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趁机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之言。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并不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是为了建立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威，为了任意地役使和屠宰人民。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就是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法家思想就是君主集权的思想，法家思想越发达，君主专制也就越发达，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也就越难建立起来。
不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国“以法治国”，最终也是因为使用严刑峻法而迅速地亡国。极端的集权就失去了民主，人民不敢说话了就失去了舆论导向，没有舆论导向，社会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是读书和自由使国家灭亡，相反，正是压制思想和自由才使国家灭亡。秦朝焚书坑儒和极度集权的教训犹未过时。
（参见《韩非子》等）
4.“法家”的结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这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说不过去，然而，这又确实是铁打的历史事实。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历来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倒不是说改革不涉及到百姓，而是说改革实在都是上层社会的事，与百姓的关系不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是统治者对待百姓的态度。
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不管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缘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这样的。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于是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儿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将大木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接下来，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订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利之争。
变法之初，就有许多旧贵族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了他。
商鞅在秦国根本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不断发展起来，在一百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说其法反复以及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这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斗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惇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至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利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什么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以前，王安石就被弃隐居了。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
但问题是后人对王安石的看法。平心而论，王安石实在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正直而十分有学问的大臣，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在令人感到心寒。且不说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就是王安石以后的许多正直、有修养、有学问的大臣也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的一次灾难，是上天灾异的显现。王安石的新法像任何新生的东西一样，必然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何至于连人带法一起否定呢？尤其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实在有些过分！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是非常能说明变法的特点的，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还有许多改革家的命运也是一样，这里就不一一陈述。
如此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个祭坛因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的凄壮，如何使这个祭坛变得崇高起来，也许是今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见《史记》、《宋史》、《资治通鉴》等）
5.再为曹操“翻案”
忠奸自古就有别。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这似乎已成铁案，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反而“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做是奸臣。在伐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为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不能安邦定国，这样的君主是否该换一换呢？说曹操欺凌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同情心使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下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之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