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1036年(宋仁宗景祐二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他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服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其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入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他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和以后遭受这帮小人陷害的祸根。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提拔官员太快,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自己这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此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一些元老重臣会自觉保护他,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加之李定煽风点火,就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以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他被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与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她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他。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
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