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实在是一座青春的偶像，他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终其一生都未见衰惫之气。李白与盛唐仿佛是一对鸳侣，是盛唐造就了李白，却也是李白为盛唐增色。盛唐之盛，固然在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却也离不了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现代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唱道：“酒入愁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以其自由不羁的生命唱出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诗意和青春的顶峰。
其实，何止李白嗜酒，整个盛唐诗歌都是由酒香酿成的，就连最为老成持重、沉郁顿挫的杜甫也情不自禁地高吟道：“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看来，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也只有在纵酒中找回片刻青春的感觉。在李白那里，诗、酒、青春更成为三位一体、相互促生的生命形式，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在李白那里，这三者都把自己的文化意蕴发挥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李白的青春首先在于他一生从未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所以他表现出一贯狂傲的鲜明个性。他在称赞别人时说：“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桥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给他的画像更甚此百倍：“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帝老子尚且不买账，何况王侯？至于圣贤和富贵，李白也以酒来对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由于其诗峻峭挺拔，很难与世俗苟同，所以往往是孤独的，但他可以在酒和诗中来追询天地人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即便择友，也要以狂、酒、诗为基本条件，如他对孟浩然的称赞是“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就是在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和现实的选择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
由于李白无法在现实中展示出自己高远的情志，因此他又往往是悲郁莫名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但他可以用酒来消解这种浓烈的悲剧意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使他获得了超然的宇宙意识，甚至于干脆拿起酒杯，与情理的自然和实体的自然冥然合一：“且向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人生到了这份上，也真称得上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了。
李白的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某种理想的人生方式，儒、道、仙、侠、艳他都曾经尝试过，但最终也未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这并不是李白的遗憾，相反，正是李白的意义之所在：在灵魂的躁动中，在生命意义的不断追询中才能散逸出永恒的青春的气息。
李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个”。世人往往李、杜并称，“李杜文章在，光炎万丈长”，但李白与杜甫毕竟不同，杜甫虽然仅比李白小十二岁，但对于转瞬即逝的盛唐的顶峰，已经够长的了。李白是一只脚踏上盛唐之巅，杜甫却是一只脚跨下盛唐之脊，两人虽同站在盛唐的顶峰上，一上一下就显示出了迥异的生命状态。
李白是抽象的，李白与诗、李白与酒、李白与青春才是生动的，由此而构成的盛唐色彩和活力的象征是值得永久留恋的。
（参见《新唐书》等）
19.酒神颂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电影《红高粱》中的这首“祭酒歌”虽然有些俚俗，却真正唱出了埋藏于中国人心底的酒神精神。
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行业神狄奥尼索斯的诞生为标志，至古希腊的悲剧上升为理论形态，以尼采的悲剧哲学为集大成。在尼采看来，酒神颂象征情绪的放纵，是解除个体的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人们在个体解体的最高痛苦中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自由快乐，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非理性的癫狂状态。
中国的酒神精神应当以道家哲学的诞生为滥觞，以《庄子》为集大成之作。相传，酒是禹的女儿发明的，但在发明之后酒并未迅速风靡天下，其原因除了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比较低下，恐怕还有认识上的原因。《战国策》记载：“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里实际上是给酒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涵。所以孔子也说，“唯酒无量，不及乱”。真正把人的自由状态与酒联系起来的是庄子：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是故迕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
“神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状态，是一颗不撄外物的自由的心灵。庄子“齐生死”，破除外在的社会束缚，提倡“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主张“乘物而游心”，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因此，不论中西，酒神都是自由之神，艺术之神。
在自由和艺术的契合点上，魏晋名士刘伶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他以言行如一的生命实践谱写了一曲酒神颂。史载刘伶“志气放旷，以天地为狭，著《酒德颂》”，他如此写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刘伶式的“大人”就是要通过酒来解除外在的束缚，逃脱过于狭隘的宇宙，并且消除时空观念，只剩下一颗纯粹自由自在的心灵“纵意所如”。这曲《酒德颂》，把自庄子以来的酒的哲学文化意蕴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里，刘伶已化为庄子的“至人”、“神人”，是处于绝对超越的自由精神状态的情感体验，是纯粹艺术化了的人生感受，这正是典型的中国酒神精神。
酒的哲学文化意蕴在《酒德颂》中得到了概括和升华，酒作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酒鬼、酒徒、酒仙、酒圣也有了明确的区别。自此以后，酒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大雅之堂。
酒，是自由的象征。中国人只有在突破了重重的束缚之后，才能显示出其无尽的自由的创造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史就像一部浓烈的酒神颂歌。当年，王羲之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挥毫制序，兴乐而书，……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但在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杜甫称“张旭三杯草圣传”，李白则这样描绘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朱耷更是只有醉后才能作书，常是“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而酒醒之后，“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
画家之中，亦多嗜酒者，据说画圣吴道子每一挥毫，必须酣饮。“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至于郑板桥就更有意思，别人求他的字画，经常设酒肉款待，并以语相激才能遂愿。郑板桥明知对方的用意，但还是抵抗不住酒的诱惑，后来写诗自嘲道：“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不独纯粹的艺术家如此，兼取政治的诗人也往往以酒来获得艺术的创造力。南宋爱国诗人张元干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如此看来，因酒而自由，因酒而营造出美，也是中国的酒神精神在艺术中的伟力之所在。
据说，尼采的酒神精神因强调自我、自由、感性而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官能主义等；那么，中国的酒神精神也可能成为放浪形骸和精神胜利的借口。不过，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这本是难以两全的事情。中国的酒神精神使我们从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灵魂的栅栏中逃逸出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具有了恒久的价值和意义。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地祭起酒神的英灵。
（参见《庄子》、《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