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行者，即《周礼》小行人所掌，辨别每国之五物，亦即方志之类也。管子悬此以求士，可见当时齐国之士，能全读此者亦不数觏。孔子教人，平时亦止《诗》、《书》、《礼》、《乐》。五十学《易》，习之已晚。《春秋》则西观周室，论次史记旧闻，作于获麟之后，非当时教人之学。故《易》与《春秋》，虽经管仲提倡，而孔子以前通之者究无多人也。自孔子定六经之名，然后士得通习，前此盖未有人言《六经》者。
《汉书?艺文志》本于《七略》，凡《春秋》二十三家，《国语》、《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著记》，均在六艺略中，未尝别立史部。迨晋苟勖《中经簿》，经史乃歧而为二。此因史籍过多，不得不离《春秋》而独立，实则史与《春秋》不能相离。太史公作《史记》，即欲上继《春秋》。
班固作《汉书》，其于十二本纪亦自称为《春秋考纪》。直至晋、宋，孙盛、习凿齿仍自名其书曰《晋阳秋》、《汉晋阳秋》（晋简文宣太后讳阿春，故改“春秋”为“阳秋”），盖袭用经名者，唯史籍为可，否则扬雄撰《太玄》以拟《易》，撰《法言》以拟《论语》，论者斥为吴楚僭王，而于史家之自称《春秋》，殊无贬词，盖史本《春秋》嫡系也。
刘知几《史通》言：《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此亦不然。《尚书》亦有记事之文，《禹贡》即记地理，《顾命》即记丧事。盖《尚书》为史法未具之书，集合档案而成之，非专以记言也。故后人作史，法《春秋》不法《尚书》，且法传而不法经，如《两汉纪》及《资治通鉴》皆是。唯王通《元经》，乃自比《春秋经》，其书“元年春帝正月”，是也。
须知《春秋》为鲁史，有周天子在，不得不系正朔于王，南北朝各皆自主，称“帝正月”何为？又通以祖宗所在国为正统，刘宋时在南，故认宋为正统；齐初迁魏，则以正统予魏；隋代平陈，混一区夏，则称晋、宋、齐、梁、陈亡。此皆酿成笑柄者也。
其后朱晦庵法《春秋》而作《纲目》，盖以余力为之，非精心结撰者，且大都为其弟子赵师渊所作。元、明之间，颇有继作。至清渐少，实因《春秋》经文不易效法，作史者只可法传不可法经，至《尚书》更无法之者矣。
历代史籍，一以纪传为主，与《春秋》亦多异趣。唯本纪、编年，纪录大体，正似《春秋》。若表、志则《春秋》未始有之。故《隋书?经籍志》称《史》、《汉》为正史，而以《两汉纪》、《晋阳秋》、《汉晋春秋》隶古史。盖《史》、《汉》大体，虽取法《春秋》，而亦兼涉六经，如《礼志》、《乐志》，即取法于《周礼》、《仪礼》、《乐经》。后代之史，志、表或付阙如，而纪、传一准《史》、《汉》。史之应入《春秋》家者，其故在此。
清儒段玉裁谓十三经应扩为二十一经，即加《大戴礼》、《国语》、《史记》、《汉书》、《通鉴》、《说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八种，斯言颇为卓荦。《国语》本在《汉志》经部，《大戴》、《小戴》，亦自古并称。《说文》宜与《尔雅》并峙。
《史》、《汉》、《通鉴》为史学典型，其列入经部宜也。唯《算经》、《算术》，《艺文》不入经部，未宜阑入。然此十九经字数浩繁，学者未易成诵，计十三经共五十余万字，《史记》五十余万，《汉书》八十余万，《通鉴》百三四十万，加以《国语》、《大戴》、《说文》不啻二十万，合共三百余万字，比十三经字数六倍，诵习者将日不暇给。况二十四史合计三千余卷，段亦仅举其主要者而已。唯史之宜习，吾已不惮烦言，而经史之不必分途，段氏已有独得之见，清儒中盖未能或之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