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人物的双重作用
历史叉路口上的一次选择并不是历史个人创造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而仅仅是其开端，如果说这种选择是历史人物的一重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历史人物还有第二重重要作用，甚至是更重要的作用，即率领群众实现自己已经作出的选择。其实，历史人物的形成，不仅在于历史的选择之中，而且也在于这选择的实现之中。
常常有这种情形，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有如来去匆匆的过客，当时很出了一阵风头，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种人物，与其说是他们没有进行某种历史的选择，毋宁说是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选择。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在历史上他们就会成为响当当的角色。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选择（或因选择本身之误，或因无法实现正确选择），因而连这种选择本身也很快被人淡忘了。这种因未能实现选择而被人淡忘-，成了末流历史人物的情形可以举出很多。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险些成为一代开国英主，但却功败垂成，终于没能成得大气候。华国锋选择了“两个凡是的道路（这当然是错误的选择），也因逆了潮流而未能付诸实施。
也常常有这种情形，最初的选择者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选择，他的位置很快为其他人所取代，在其他人的手里，实现了这种选择，由此造成了那后来者的声名反较他的前任要显赫得多。相比之下，最初的选择者反而逊色得多了。这种因实现某种既定的选择而进入历史人物的序列的例子也很多。由此可见选择之后，实现选择的作用对于历史人物之重要。
实现选择对于一些情况而言或许是轻而易举之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要经由选择者的种种努力甚至是巨大努力才能实现。
2．选择之后的选择
对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叉路口不只是一个；对于历史人物来说，选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使是在叉路口作了一次选择之后，接下来仍然有一系列的具体方法、手段的选择，当然这是实现选择过程中的选择，是低一层次的选择。
历史叉路口的进行方向性选择的因素已经分析过，这里简略地分析一下方法性选择的特点。影响方法性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方向性选择的制约，即在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了的前提下进行战术方面的选择。这就要求这种方法性选择要服从于方向性选择，要千方百计地为实现既定目标服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方法性选择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或者说只要有助于大目标的实现，方法上可以有较高的灵活性。被制约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正是方法性选择的最主要的特点。
当列宁说服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同意举行武装起义之后，就有一个实现起义的方法性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组织反战士兵、把工人武装起来，直接攻打冬宫的方法。
当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后，就有一个实现这条道路的方法性选择。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在实践的失败与成功的反复比较中才能让同事们接受自己的选择，这一过程经历了数年的时间。
3．选择的对错与成败
选择对错的判断，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立足点的问题。站在进步人类的立场，才能正确判断对错；相反，站在落后势力的立场，就会歪曲对错的标准。应当说，一切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都是正确的选择；而一切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则都是错误的选择。从选择的目的出发，我们就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侯败者贼”，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人物评价中经常运用的标尺，但却不能算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成败与对错不是一回事。以此而论，有许多选择失败了，但却是正确的，如世界共运史上的巴黎公社运动，如中国革命史上的南昌起义；有许多选择成功了（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被认为是成功的），但都是错误的，如我国解放以后的“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这是我们判断选择对错的第一个层次--“目的论”的层次。
选择对错的判断还有第二个层次，即方法论的层次。站在方法论的角度，要正确判断选择的对错，还必须考虑到这个选择具备不具备成功的条件，目的是对的，但尚不具备成功条件的选择，同样不是最佳的选择。例如南昌起义之目的是正确的，但从具体实施方法上有颇多不可取之处，不如秋收起义成熟。
把这两个层次的选择结合起来，就出现了几种判断选择的组合：
选择目的 客观效果 判断
1． 进步--成功--正确选择
2． 进步--失败--错误选择
3． 反动--成功--错误选择
4． 反动--失败--错误选择
显然，在3和4里，目的的反动已经决定了选择的错误。但在进步的选择中，也并非都是正确的。只有那些进步的目的与正确的方法相结合，即动机与效果高度统一的选择，才能算是正确的选择。这里已涉及动机与效果关系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专论。
4．历史选择的双向过程
前边我们讲了历史对个人的选择，这里又讲了个人对历史的选择。这是一个历史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讲的：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人；人既是历史的结果，又是历史的原因；人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在我们的历史选择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实际上，这种历史的双向选择过程正是历史前进和人类进步的机制之一。在全部历史发展中，这种选择乃是历史活动的一个关键。
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们常讲的“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老问题。在这里，只承认“英雄造时势”是唯心史观，只承认“时势造英雄”似还不足，应在承认时势造英雄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承认英雄被造就之后，也参与了时势的创造，对时势的发展以一定影响，也有“英雄造时势”的一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重要作用的本意所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双向的创造过程（尽管作用并不是均等的）。当时势选择了英雄之后，英雄以其选择也参与创造着时势。而那选择英雄的时势同样也有前辈英雄参与创造的力量包含于其中。
从根本上说，我们当然承认客观时势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条件地去承认英雄参与创造历史的另一面，因为我们又是历史的辩证论者。很难设想，没有毛泽东，会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如此这般的经历；没有邓小平，会有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20余年的如此这般的新风貌。
5．“共创论”和“统一论”
这里还有一个英雄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贯常地把英雄个体与群众整体作比较。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英雄个体的作用也不会大过群众整体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任何一个英雄个体的作用都会大过普通个人（群众中的一个个体）的作用，否则就称不上历史个人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作用当然是建立在群众整体作用的基础上的，不好说他们某一个人比整个群众的作用还要大。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作用又绝对要大过群众中任何一个张三、李四的作用。因此，就个体作用而言，历史人物大于普通个人。我们不能以群众整体的作用去淹没伟人个体的作用。我们固然应当承认群众作为整体在创造历史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英雄作为个体在创造历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理论上，我们批判过英雄史观，即把英雄个体的作用绝对地凌驾于群众整体之上的观点，这当然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批判过一种“英雄论”，即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要害是认为英雄个体与群众整体的作用各为半斤八两，不分轩轾。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在历史中群众的决定作用与个人的重要作用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英雄和群众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活动，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尽管作为整体的群众要比作为个体的英雄作用重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群众的决定作用与个人重要作用相统一论者。这种观点是较为公允客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统一论”在理论上也有其坚实的基础：
其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常总是讲“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讲只有群众创造历史而英雄并不创造历史。“人们”无疑是包括了普通个人也包括了历史个人的。
其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承认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的重要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统一论”，尽管这里偏重于优先承认群众的作用。
其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讲的群众概念，其外延包括了一切对历史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人，显然也包括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实，在这样的理解中，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中也就包含了作为群众构成分子的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共同参与创造历史的含义。
“统一论”所体现的不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恰好能说明辩证的决定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作为平均数总是带有必然性、客观性，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历史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则是相对独立和自由的，是带有某种偶然性和主观性的因素。历史个人的选择为群众所推动、又为群众所肯定或否定，正是这种情景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以往的理解中有时出现一种片面性的认识，即似乎只有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个人并不参与历史的创造。这种观点割裂了群众决定作用与个人重要作用的统一，是不够确切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又觉得这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有理论依据呢？
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英雄史观，即只承认英雄作用不承认群众作用的荒谬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但稍早的卡莱尔在1840年宣称历史就是伟人史的观点正是其典型代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突出强调群众的作用。与此同时，尽管他们没有忘记高度评价个人的作用，但毕竟不是他们着意的重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发生误会，似乎他们不认为伟人也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活动。其实，即使他们强调只有群众才创造历史的时候，那群众的概念中也总是同时包括着同群众站在一起的伟人的一份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