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尽管发生了严重的账面浮亏，但并没有实际兑现，因此并未发生实质损失；但已经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确蕴含着极大的风险，目前没有损失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可以高枕无忧；加上美国此前实施的两轮并极有可能延续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恶意增发钞票向全世界输出危机，对我国持有的美元债券已经构成了实质性减值威胁。此外，新增的外汇储备资产尽管实现了多元化配置，但也对外汇储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应对人民币对多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下潜在的外汇储备减值风险。
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本金由于市场利率等原因遭遇损失的风险，200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从外汇储备中投资2000亿美元，由其负责持有、管理和经营。根据年报披露数据，中投公司成立以来，截至2010年底，累计年化收益率达6.4%，其中2009、2010年当年收益率均达11.7%，而2011年收益率预估也接近上一年水平。尽管此前曾由于投资黑石基金遭遇亏损、次贷危机中美国次级债暴跌及日本地震核泄漏后东电股票大跌等原因遭遇损失，但综合盈利情况仍然表现良好。因此，中投目前获得了央行的再次注资，资本金规模已达到25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成功运作，将在较大程度上规避外币资产由于境内外利差而遭遇损失的风险。
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民币仍处于长期升值通道之中。如何规避人民币不断升值中的巨大损失，是摆在中国面前不得不考虑的对外经济战略和策略问题。中国要主动应对人民币升值，从战略上讲，应当平衡国内产业升级和调整结构的压力，争取保持人民币升值“小步进行，逐步攀升”。这一战略具体表现为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时可以小步快走，加速进行；有时可以小步慢行，稳步升值。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释放市场过度积累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防范国际热钱的攻击；另一方面可以给国内的外向型企业以一定的缓冲期，对国内产业结构转型施加适当的倒逼压力，而避免企业出现大面积倒闭的情形。
就人民币升值的战略安排，可划分不同的发展和升值阶段。根据国内产业结构情况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可以采取三步走战略：
第一阶段，为小幅稳步爬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限制每日汇率波动幅度，使人民币汇率以较小的步伐和较慢的节奏，始终稳步向上攀升，以此缓慢释放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过强预期和热钱投机压力，并通过一定的管制提高流动成本，将投机性热钱压在我国的资本账户内，成为趋于中长期性投资的外来资本。
第二阶段，为扩大双向波动区间、总体趋势上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民币已经不再是单边上扬的升值趋势，而是会出现有时上升、有时下降的双向波动，此时人民币的每日波动区间可以逐渐放宽，且应新增一定的人民币衍生品避险工具品种，并将人民币定价权逐步放开给市场定价。
第三阶段，有效汇率自然小幅波动阶段，这一阶段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基本升值到位，符合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对比情形，且看多和看空的势力经过前一阶段的较量已基本达到平衡，相关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也已较为完善和发达，并形成了较大规模和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因而此时即便将人民币定价权完全交给市场，只要不发生大的金融、政治事件或遭遇大规模恶意狙击，也不会出现过大的汇率价格波动，且相关外向型企业也已经具备了通过各类金融工具规避贸易结算中汇率风险的能力。
2005年以来实施的人民币汇改，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而一度暂停，但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释放了单边升值预期压力，人民币在2011年年底一度出现连续触及跌停板的短暂趋势，因此很快可以过渡到第二和第三阶段战略的后续实施中。2012年4月16日起，央行正式将人民币波动区间从原先的±0.5%调整至±1%，提高了人民币的双向波动弹性；同时还允许开展沽空美元的业务。自此，其他后续措施也应相应跟进、配合，保证升值战略实施的连续性。
就人民币升值的具体对策而言，中国应根据升值战略的不同发展阶段，适时扩大进口，调节贸易顺逆差，同时利用本币利率杠杆工具、有管制地逐步放开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等，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要避免币值突升给国民经济造成振荡，并逐步培养本土企业和机构规避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我们还需注意到的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未来的最终目标是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因此未来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最终应让位于市场浮动，但这一过程中需要避免过度迅速的汇率调整，也需要中国建立和完善基于市场条件下、应对未来多元化条件下管理外汇储备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未来当人民币实现了自由浮动汇率和国际化后，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会大大减少，届时央行对外汇储备必然进行减持，而此前所累积的账面浮亏也到了真正变现的时刻。实现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后，我国央行未来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也将面临人民币兑多种货币价格波动下多元化资产配置及资产保值的巨大挑战，因此中国需要提前对此做好准备，一方面需要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也应储备相应的人才。而中国国内的外向型企业也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建立起应对汇率市场风险的机制，同时国内金融市场也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提供相应的风险规避工具。最为根本的方面在于，央行和主管机构具体所采用的手段，也应当逐步从行政管制为主向法律体系框架下的市场机制为主的管理方式过渡，观念上也需要从以政府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逐步转变。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战略和汇率制度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避免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度升值，但应容忍其一定幅度的双向波动，并适时调整波动幅度限制。人民币如果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已经累积的巨量外汇储备规模，将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进口、购买大宗商品储备或资源开采权等方式加以消化，账面浮亏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迅速而大幅的升值将可能严重损害出口、提升进口，外汇储备规模本身由于用汇方向的转变也将下降，从而不得不予以变现，旋即确认账面浮亏。因此，对人民币升值问题采取稳步进行的战略，已累积的巨量外汇储备在进口、投资等方面将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同时避免对国内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企业造成过大的负面冲击，给予它们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和建立汇率风险规避机制的时间。
第二，外汇储备要确定在一个合适的规模范围内。外汇储备与GDP的最佳比例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且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能仅仅放在比较静态的视角内分析，而需要进一步扩展到未来汇率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国家产业结构变迁、进出口需求变动的动态框架之下。建立了合理外汇储备比例后，中国即可在满足日常贸易用汇需求和防范外来投机冲击的两大目标下，科学管理外汇储备规模，控制管理成本，规避外汇波动风险。
第三，对外汇储备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进行多元化配置，并适当引入对冲机制。外汇储备中可划拨一定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比例，适当加大对价值较为稳定的资产的购买力度，譬如黄金等大宗商品，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一定的关键性大宗商品的实物战略储备，如石油、稀土等，配合以一定比例的期货等衍生品进行对冲组合；对外汇储备的资产币种进行多元化重新配置，在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用汇正常需求的基础上，增加相对币值稳定、流动相对较好的货币和债权资产的比例，适当增加币值下降较慢的货币和债权资产的比例，减少未来可能快速贬值的货币和债权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的占比，同时也辅以一定比例的外汇远期及期权组合进行对冲，锁定其波动区间。同时，央行及相关管理机构还应定期评估和预测各种货币资产未来的稳定和风险，形成外汇储备资产的合理配置和动态化、有风险对冲的管理。
第四，在保持合理外汇规模和外汇资产配置结构的前提下，对于可能新增的外汇储备，应及时组织进口，减小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进一步累积压力，规避长期持有外汇因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所导致的损失。而进口的结构应当主要侧重于以下品类：国内稀缺的技术专利和高科技中间产品；价格可能持续上涨的资源型产品及资源开采权；平抑国内物价水平需要的消费型和初级工业制成品类贸易品等等。
第五，鼓励外向型企业利用外汇对外投资，包括在境外投资矿产、油气、土地、建厂，以及股权投资和收购有高端技术、知名品牌和较发达商业渠道的附加价值含量较高的加工工业企业。由于此类关键性、战略性资源和相关企业的潜在价值可能会越来越高，在目前价格相对较低时投资，未来即可享受其增值，是外汇保值和增加收益的最好途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需要积极进行引导和辅助性工作，尤其要考虑对外投资的法律、政治等风险因素。
第六，中国需要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和多边关系，协调各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于西方一些大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动，中国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避免可能出现的境内外利差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造成的压力。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必然处于逐渐放开的趋势，因此未来国际热钱的流动势必对国内金融市场和正常汇率运行形成冲击。如果不采取针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协调性措施，就有可能出现譬如中国处于高利率紧缩政策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执行货币与财政的双扩张政策的情形，这就会导致国际套利资本利用香港等离岸市场和未来即将开放的资本项目大举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随后又在升值预期达成时离场退出，造成汇率的大涨大跌。因此，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贸易伙伴在货币、财政政策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协调动作，能够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币值重估压力，也能一定程度上平抑投机性冲击造成的汇率价格过度波动。
第七，中国应以适当的顺序和节奏开放资本项目，完善金融市场，同时对外向型企业、机构及个人依次有序地放开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风险规避与对冲工具。未来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的过程中，资本项目必然也会逐步放开管制，汇率价格将由市场机制决定，国内外向型企业、机构和个人在用汇时将直接面临汇率波动风险，因此需要为他们提供风险对冲的工具。此外，放开金融衍生品市场也相当于提供了做空机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增强空方与多方对抗的实力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当然，金融衍生品所蕴含的巨大风险，要求中国在放开其交易的同时，也要严格限制其交易类型为有对冲的套保交易而非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