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太空利用环境容量方面的利益摩擦会增加。人类正在更多地利用太空资源，而太空对这种利用也有一个环境容量问题。太空利用，也有一个空间容量极限、规则和秩序。由于太空利用，需要一定的国家实力，主要参与国是中美俄等技术和人口大国。因此，其一般是大国之间游戏的场所。太空利用形成的环境的最严重问题是太空垃圾，即围绕地球轨道的无用人造物体，由人造卫星碎片、漆片、粉尘，大到整个火箭发动机构成。有报道认为，“40%的太空垃圾是中国制造的。美国的太空垃圾占27.5%，俄罗斯占25.5%，其他国家占7%”。Schildknecht指出，“在低空轨道，那里有空间站和载人飞船。以国际空间站为例，人们认为，在今后10年内，它被太空垃圾严重撞击的可能性达到50%。”
因此，中美之间在太空利用方面，有着这样一些利益关系：一是太空容纳太空卫星、航天器、空间站等等的轨道等资源是有限的，谁能更多地占据太空轨道资源，特别是有利的轨道资源，代表着谁能更多地得到太空主导和军事、产业商业和公共利用方面的国家利益；二是各自太空利用形成的垃圾，将对对方的太空设施安全，形成威胁，形成对安全利用太空利益可能越来越大的影响。
总之，未来中美在环境利益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会越来越多。
五、未来中美国家利益冲突的一个判断和概括
在21世纪中，中国和美国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特点，历史荣辱，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区别，虽然有和平发展等共同的利益方面，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异的，甚至互有冲突。
（一）未来中美国家利益冲突的概括
综合美国近几年政府及学者们表述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国家利益看，中美国家利益之间的有这样一些根据重要程度排序如下的冲突。
1.领导地位利益冲突
由于中美人口规模的不同，由经济总量基础决定的全球事务影响力的变化和消长，虽然中国对全球未来领导地位可能并不感兴趣，但是在全球领导地位方面的美国国家利益，一定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实际上，美国学界、政界及社会其他各界，目前许多在政治（包括价值观）、文化、宗教、外交、军事等方面对中国崛起的许多议论，都与美国民族、社会和国家长达百多年的优越感和领导感有关，对领导地位可能失落的担心，是对中国“威胁论”等指责和一系列对华战略调整的意识来源。
2.领土和国家安全利益冲突
从领土和国家安全讲，南海、钓鱼岛，西藏和新疆的稳定，海峡两岸最终统一以及东海黄海近海及南海等资源的开发战略及运输安全，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根本不可能有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中美之间，从务实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领土和领海并不形成安全威胁，也从不进行分裂美国的活动，中国觉得对离中国很远的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去干扰它的领土、领空和领海，或者试图分裂它，对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利益所获。当然，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有两种战略对策，一是直接方式，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二是间接方式，利用第三国，甚至第三国群体，损害中国的这些核心利益。从势态看，美国近两年战略向亚太转移，部署军力，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大规模频繁进行军演，向中国周边国家出售武器，对菲律宾等国发出模糊和误导的信号，都表明美国明显在主动攻击和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将是未来影响中美10到20年关系的最主要冲突点。
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就业利益冲突
经济发展和稳定中的利益矛盾，主要体现在货币和就业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的货币利益冲突。中国未来在全球过程中，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形成美元—人民币—欧元世界货币体系格局，甚至形成美元—人民币两雄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国将获得和分享诸多的本币国际化的利益。由于美元主导能力的下降，汇率变动收益、融债低成本、铸币税、主动影响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这些原来主要由美国主享的利益，将实实在在地被中国未来发展本币国际化所再分配。二是发展和就业利益。中美经济规模的消长，是一客观的趋势。但美国在稳定增长和就业方面的思路，就是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振制造业，从贸易上与中国竞争，并通过反倾销增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将中国制造业的产品从美国市场上尽量驱逐，并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制造产品激烈竞争。
4.外太空利用利益冲突
由于未来外太空领域的卫星、航天器、空间站等体系，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利用、军事国防等等，都有深远和巨大的利益，并且，谁在这里拥有技术、体系和规模上的优势，谁就在未来现代发展和战争中获得了制高点。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展外太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将视为对手的一种竞争。在外太空卫星、航天器和空间站以及运送、信息传输、综合控制等各领域，将在科技进步竞赛，数量和规模建设，干扰、打击和摧毁对方外太空设施能力诸方面，中美可能形成外太空利益冲突。
5.资源利用和再分配利益冲突
中国14亿左右的人口，其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源。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对全球资源形成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与此相关联的，还将形成中国发展资源的安全储备、运输等体系。全球资源是有限的，美国3.1亿人口目前正在消耗着全球1/4的资源，但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重新在全球再分配有限的资源，这无疑将在资源投资和贸易，以及资源的储备运输等通道方面，形成中美经济和军事等力量的角力。
6.环境容量和影响利益冲突
由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势必要对世界环境容量，包括外太空的容量，也要进行再分配，并形成一定的外部性。美国目前人均环境排放和消耗水平较高，但是，中国对环境的需求强度也将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发展所形成的负外部性，也势必越来越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因此，未来30年中，中美在环境方面的利益冲突，将由缓和到激烈。
7.不同价值观和文明的利益冲突
除了上述双方发展趋势消长，近期和长期等利益冲突外，还有中美之间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体制等主观方面利益的冲突，是主观上的看不惯对方文化而形成故意的所谓的利益冲突。
第一，不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已经数量不多的以政治理念不同而形成的阵营，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发生激烈冲突和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双方似乎向着更加务实利益和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发展。第二，虽然在一些国家，如美国的亨廷顿等炒作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同和分散的文明被不断融合和整合的历史。全球化和不同文明的融合，已经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势。第三，在政治体制方面，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不断地进步，政治体制在不断地改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另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方面，似乎没有相互客观利益的涉及。这不应该成为两个不同体制国家之间冲突的借口。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双方实际利益冲突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和不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借口、由头和反映而已。
（二）未来中美之间国家利益可能冲突的判断
我们顺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鉴于这种冲突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各种行动冲突的代价—根据行动成本、收益和风险拟定的战略博弈可选方案”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进行各自战略的推演。我们先给中美各自利益诉求强度及其冲突的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和组合。（见表9-1）
表9-1 中美之间利益冲突项目及其可能行为和排序表
利益项目 中国诉求 要求程度 美国诉求 要求程度 行为和冲突程度排序
领导地位 不愿出头 G弱减- 确保领导 A强烈+ A美国主动遏制中国，中国谋求全球治理
领土安全 核心利益 A强烈+ 生死利益 B强烈+ A中国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希望中国出事
经济发展 货币 趋势所得 B顺其自然 利得趋减 C无可奈何 B美国极力挽回，中国低调行动
就业 确保就业 B强烈+ 再工业化扩大就业 C强烈+ B贸易保护和摩擦加剧
外太空 占有一席 C强+ 霸主地位 D强+ C发生星球大战的概率50%
资源利用 再分资源 D强 保持现状 F强 E中美矛盾冲突目前弱，未来不确定
环境容量 再分容量 E趋强 保持现状 G强趋弱 F中美矛盾目前弱，未来不确定
主观价值 共同存在 F弱减- 自认优越 E强趋弱 D目前美国看重，未来中美之间可能淡化
从上述分析看，由于美国将其全球领导地位视为自己重要的国家利益，惧怕中国发展崛起后，领导地位这一美国的国家利益移位，因此遏制中国发展，抑制中国和平崛起，成为美国21世纪重要的国际战略。美国近几年国际战略重心从中东等地，向亚太转移，在钓鱼岛、南海等事件上，与日本和菲律宾等进行军事演习等，并加大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攻势，对中国形成围堵格局。
从博弈角度讲，中美两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安全，甚至动荡和解体，都给对方地位的巩固和上升形成条件。因此，这里将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与中美两国各自的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分析。实际上，将全球领导地位定位于国家利益，是美国的诉求，中国根本不感兴趣；而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影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国家利益的敌对国家，其战略及其行动，确实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另一冲突方面，是经济的货币全球地位、国际贸易和投资对各自就业的影响，从这方面看，未来中国的发展确实对美国形成影响。因此，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对中国出口制造贸易摩擦，将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国内“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以保持美元全球地位，降低国内失业率，并对中国形成较强的经济竞争力。
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而且，外太空卫星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营优势，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因此，卫星、航天站、载人飞行器等外太空装备的科研、投资和发展，以及有能力摧毁对方外太空设施，成为重要的竞争领域。因为外太空领域信息制高点的重要性，又不会伤及地球人类，所以发生相互攻击的可能性较大，概率在50%左右。
而能源，其他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中美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科技进步会创造出来许多节约和替代条件，市场贸易又会公平进行分工和分配，不断加强的生态环境意识、税收等调节，加上这方面不断出现的技术改进，会极大缓解、弱化和避免这方面的利益冲突。
而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看，其实，美国过去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退回到“左”的极端共产主义，包括传统的社会体制，也已经不再可能。虽然美国总统选举时，以及围堵中国时，将其当成一个口头上的借口。但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中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在尊重产权、加强竞争、提高效率、保障社会、重视民生、公共服务、缩小差距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内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国际阵营方面，对垒已经不可能在21世纪再现。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形成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会形成双方的利益博弈。二者之间是非合作型的博弈，还是合作型的博弈？双方将会有不同的成本、代价和所得。双方非合作型博弈，双方获得的利益，将小于各自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利益的不同，博弈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双方进行合作型博弈，结果将会使双方的国家利益都最大化。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4.亨廷顿：《论美国国家利益的消失》，《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5.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白宫2010年5月27日发布。
6.吴敬琏等：《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