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强化经济联系，形成双边和多边，以及全球各国紧密相关的经济联系，以军事冲突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灾难来遏制战争爆发。特别是积极参与区域对话、协调和合作机制。传统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是在全球经济封闭和准封闭的状态下，军事手段是再分配人口、土地和资源的一种方式。而经济的全球联系，以及更深入的全球化，已经给以通过分工交易和市场的方式，给了世界各国一种新的资源分配和获得利益的方式。因此，深化更紧密经济联系，是抑制军事冲突的最有利机制。而在中国周边形成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地缘区域合作，一是对美国领导世界的一种地缘组织型弱化，二是对美国进入亚太，并主导亚太经济和政治形成地缘区域合作的竞争和平衡。
从中国目前参与的经济安全等合作的区域有：中国—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CAFTA），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正在推动建立的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从战略的角度看，由于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有领土争议，以及中日历史恩怨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防备，中国在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功能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方向上，应当政治与经济分开，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地缘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的地区一体化，抑制地区政治冲突的升级和恶化。而上合组织重要的目的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并在经济上形成更紧密的合作。从而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
四是在国际政治关系和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尊重各国不同经济政治制度，不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输出革命，互相学习和改进体制，各种制度的国家和平竞赛发展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3年来，我们信奉的一些长远的价值理念，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实惠。相反，极端的共产主义，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使我们在20世纪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结果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而且极端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一些国家，都形成过重大的人为灾害。美国在总结20世纪对人类造成重大灾难重要原因时，将极端共产主义与极端法西斯主义并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需要务实地对待价值理念，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关键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对过去的理论和体制进行反思，我们不断地学习世界各种制度的文明，我们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放弃了僵化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体制，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我认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就指导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指导我们100年、200年，甚至300年。
五是推进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推动联合国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推动国际司法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环境大会等等世界性的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和更多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丛林法则、诸国纷争、战争不断，各国都争取本国的最大利益，形成富国与穷国鸿沟，并使地球形成“哈丁悲剧”，还是需要协调和合作，抑制各国无限制的利益需求，实现各国发展的公平，消除贫困，以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从全球治理和秩序上讲，就是分治，还是逐步地实现全球共治，实现各国民族利益与全球人类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讲，就是国家主权及行为与全球共治和秩序之间的平衡。
因此，在中国不想出头的长期思想下，转变一个美国领导全球，或者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最重要的是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共治进程。由一个国家说了算，改变为各个国家共同说了算。除了联合王国宪章中规定的一些条款外，由于时代的变化，改革联合国会议机构和议事规则及程序，赋予联合国更多的管理世界事务的权力；改革联合国机构，提高其决议的执行能力；联合国会议内设立监督机构，检查和督促决议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另外，更多的国际事务交由各类由各国成立和参加的国际性组织，在其中由各国民主协商议事，决策解决。
总之，中国未来国际地位方面的战略思路应当是：未来国家发展之后，决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不与美国就全球领导地位发生正面冲突；特别是淡化意识形态，中国未来决不输出革命和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制度，决不确立中国世界共产主义领导地位；中国就美国现阶段维护对全球的领导地位，只要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采取对抗态度和行动；但是，长远看全球地位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一定会随着经济的衰落而削弱；中国更多的是推动现代世界文明的形成，即建设一个世界各国民主协商和共治的全球新型治理结构和世界政治新秩序。
（三）战略重心：确保内部不出大事和长期不衰落
我认为，美国为防止中国发展崛起，影响其全球领导地位，除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中国进行围堵，形成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同盟等等外，更加重要的是，希望、等待和促成中国内部出大事和长期发展逆转向下衰落。一些学者似乎认识为，中国实现美国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美之间就会没有冲突了，这是一种幻想。实际上，当年英国和美国同属资本主义制度，在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国家利益上，并不相让。苏联解体后，美国仍将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化的俄国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中国今天就是变成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其发展崛起，美国仍然会将中国视为影响其国家利益的对手。在国家之间关系上，各自国家利益之争远高于不同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说法，往往是赋予争取国家利益一种更好的借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需要改革；也不是说，我们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文明的部分。非常重要的是，需要以改革来保证中国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国在未来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中，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是保持内部不出大事，以及长期不衰落。
前面我分析了中国内部出大事的几种可能。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保证内部不出大事和中国发展长期不衰落。主要有以下方面组成。
首先，充分就业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首要战略。需要将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上升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调查、统计和公布真实失业率，将地方主要领导的GDP考核，改革为就业考核。并且通过改革来落实这一战略。最关键的是，通过深入改革工商登记注册、城市建设管理、其他各部门行政审批年检等方面的体制，切实减少和清理创业和小微企业的税费，放开和大力发展能为创业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城乡社区小银行，真正将推进改革、创造环境和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结合起来。
其次，安居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大战略。需要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需要改革目前建设土地行政分配、指标控制、招拍挂、价高者得、70年租金一次收上来的土地财政体制。一是预计到2040年，中国的城市化和交通水利等建设，再有2.5亿亩建设用地就足够了，应当跳出18亿亩红线控制的思路，从目前数量近40亿亩的未利用土地中，只改造出来2.5亿亩就可以。从而放弃目前高度行政控制和计划管理的土地供给制度。二是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将耕地、林地、农村宅地、商品住宅、企业用地等等，使用年期延长为100年。三是承认土地使用年期的产权，确权发证，可以继承、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等。四是废除目前强制征用制度，取消政府垄断性卖地的招拍挂制度，所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政府通过建设等用地规划进行管理。五是废除土地出让金体制，改为土地房产交易增值税，以及房产税制度，改变政府土地和房产方面的收入来源和渠道。以此，来控制地价房价，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避免因体制扭曲导致不能安居和财产不公而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再次，建设公平但有活力的社会。（1）通过逐步但坚定地推进城镇化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长期战略一定是，农村中难以转移的中老年人口逐步地去世，而青年人口到高中毕业，就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就业，获得比农村高的收入。这种结构型的收入分配差距，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坚定推进城市化来逐步消除。与中国台湾和韩国不同的是，中国大部分农民没有因其耕地、林地、宅地而获得财产性收入，使其成为创业的资本，或者到城镇中购买住宅的一部分支付能力。因此，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入。（2）均等和宽松的教育和创业体制和政策，是实现收入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义务、平等和无差别的教育体制，使每个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女，受到同样和同等的教育，使他们获得同等的知识和智力能力，在生涯竞争的起点上是公平的；二是要形成特别宽松的创业体制，实行特别宽松的创业和就业政策，使下层家庭的子女，有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和通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并没有像南欧一些国家用过多福利的办法，谋求公平。然而，其基尼系数都很低，并且其经济还有竞争的活力。我认为，与其均等的教育和自由的创业就业制度及政策密不可分。（3）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和再分配作用，并改革财政税收及国有垄断的工商和金融体制。一定要将目前的无房者在买房时需要交出让金、契税，即低收入交税的体制废除，改革为已经有房的居民交房产税的体制，抑制两极分化，并且形成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机制。加大财产等直接税的比例，减轻创业和企业经营的间接税的比例，鼓励人们去创业和工作，更多的创造财富，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
当然，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中，政府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形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给城乡贫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与财力相适应的廉租房等，财政对农村、低发展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建立一定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慈善互助等民间公益组织等等，形成一个家庭生活有现代安全体系的社会，也非常重要，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通过推进改革来保证国家内部不出大事。不能片面地把改革看成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情。维护国家安全，一定要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国家安全，是在长期经济发展、就业、安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满意的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等基础上的社会安宁。而这一切都要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来推动和实现。也就是通过改革来谋求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是一种创新，必定引起程度不同的社会震动。需要处理好改革力度与社会震动大小的关系，也要处理好短期改革与长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避免特别大的社会震动，但是，必须得坚定不移并且坚决地向前改革。从而避免“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的两难困境。一个结论是，越向一个现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方向调整和改革，我们国家出大事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概率就会越小，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