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美国战略家们的言论，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战略家都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的看法，持悲观看法者仅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这些人仍然在用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来考察大国关系。如果跳出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和新保守主义的冷战思维，人们也许会遵循这样的逻辑：既然以往大国政治都以悲剧告终，那么在经历了数次的悲剧后，大国应该努力寻找跳出现实主义铁律的出路，人类应该拥有找出这种出路的智慧。实际上，在核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已经陷入死胡同：大国冲突的结局是冲突双方乃至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大国政治的悲剧只能上演最后一次，谁愿意充当这个最后悲剧的主角呢？严酷的现实迫使大国的战略家们必须摈弃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
<约瑟夫·奈谈未来世界政治与中美关系>
问：在您的《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您将国际力量划分成三个层次，而中国和美国在这个力量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这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首先要看到，国家间力量变化正变得更加重要。然后，想一想美国和中国将会在变化的国际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选择的合作领域。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传染病扩散，或全球基金变化，这些问题在20年后会比现在严重。所以，我认为它们将为美中合作创造压力。特别是，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较大部分时。而经济将是中美关系的重点。当布什刚上台时，我们都似乎有点对之担忧，他正寻求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词语。但是，突然间他回到了20年前的美国的立场——寻求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伙伴。
问：根据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的崛起会导致同旧大国发生冲突。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答：注意这个理论中的说法，崛起的大国与现存大国走向冲突，是依据恐惧因素，即互相担心对方会威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大国关系并不仅仅依据恐惧，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大国关系。而且，正在崛起的大国并不只是中国。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美关系比较好只是由于恐怖主义因素。换个说法，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寻求合作）只是暂时的？
答：在某种意义上，布什政府相当戏剧性地改变了其政策，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如果你认为这种跨国界的威胁不会很快消失，那么它就不是暂时的，美国也就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个人认为，这种跨国界的威胁不会轻易消失。因此同中国的合作就不是暂时的，而是会继续下去。但这并意味着双边关系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贝德谈中美关系发展前景>
问：您作为外交官，曾参与了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事情，对中美关系有更直接的感受。您怎样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答：我认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对此了解得不够充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特别是90年代中期美国战略界有关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可以说，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基本清楚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所在，也基本确立了美国对华战略，所以才有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布什政府上台后，试图否定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事实证明那是错的。实际上，布什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布什上台没几个月，就开始恢复同中国的交往。后来发生了“9·11”，中美关系迅速升温。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中美关系这样好不是常态。比较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时期。
一、结束国际政治学的悲剧
国际政治学如果不能找到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出路，而只是仍旧拘泥于论证大国政治悲剧，这不能不说是国际政治学的悲剧。寻找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出路，恰恰应该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的重任。
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悲剧不胜枚举，中美两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应该认真地吸取历史教训，小心地经营中美关系，不再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
从世界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确实经常伴随着向外的扩张，进而发生同霸权国家的冲突，最终结果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泡影，霸权国家也走向衰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是崛起失败的典型，英国则是霸权国家衰落的例子。但是，新兴大国崛起导致同霸权国家的冲突并不是铁的定律。美国就成功地在英国霸权下崛起，而没有同英国发生冲突。虽然美国崛起的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战争，但它一直没有同霸权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往往是站在霸权国家一边。美国虽然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大战并不是因美国挑战霸权国家而起，美国甚至开始不是参战国。美国恰恰是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遇，趁其他大国相互厮杀之机，加快了崛起的进程，进而夺取了世界霸权。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告诉人们，通过武力扩张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霸权国家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崛起的，而霸权国家通过武力来阻止新兴大国崛起，最终也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霸权不保。冷战的经验教训则告诉人们，虽然崛起的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但挑战霸权国家的大国也是不能最终实现崛起的，而阻止大国崛起的霸权国家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以往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应该庆幸的是，在美苏较量的过程中，日本和德国虽然趁势兴起，但实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挑战美国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两国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人口。如果按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有同美国相近的人口，那么它们的经济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军事实力也极有可能相应增长。美国还应庆幸的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冷战所提供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或者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不可能很快实现发展跃进，到冷战结束时，它们的实力仍然很弱，与美国相距甚远。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一直没有直接单独同世界大国相对抗。美国参加一战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美国轻而易举地就成为战胜国。只是在二战后期，美国才在太平洋战场上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海上力量，算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直接对抗。用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这是美国能成功崛起并维持霸主地位的关键。而在冷战中，由于除了美国再无其他大国能够抗衡苏联，美国不得不扮演抗苏的主要角色。充当“离岸平衡手”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在美国关注的地区，比如欧洲和东亚，存在着不平衡的多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个大国将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其他大国由于畏惧这个潜在霸主，试图遏止其崛起，并有联合地区外大国的意愿。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俄罗斯和日本则会自然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谋求区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如此，美国可以再次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将来中国伴随着崛起，成功地处理好了同东亚大国的关系，东亚大国都没有意愿同中国对抗，那么美国也就没有条件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了，那时，美国要么容忍中国的崛起，要么同中国直接对抗。而后者的结果肯定是中美“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有可能在同中国的对抗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失去霸权地位。
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惟一的选择。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要走和平崛起之路。针对这样的中国，如果美国还是极尽遏制、牵制、捣乱之能事，恐怕它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会大大受损，其霸主地位也很难维持下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及崛起后不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而美国则容忍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恐怕是两国战略家的最佳选择。
<斯考特罗夫特谈21世纪的大国政治及中美关系>
问：中国领导人认为，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有一个战略机遇期。不过，有人认为，这个机遇期有可能消失，因为中美关系很可能走向对抗。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21世纪不会像20世纪那样发展，会有不同的大国兴起，它们相互竞争、制衡。我想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它只是个地区强国。我看不到将来中美冲突有什么必然性，因为我看不到我们相互之间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比较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以及过去的苏联，你能看到那样的冲突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互信任，并努力相互理解，在中美之间就不会产生对抗。
问：那么您怎样看米尔斯海默的理论？
答：我读过他那本书。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不是说大国间不会有冲突，冲突是可能的，我只是认为冲突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不认为冲突是我们所寻求的事情。
问：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您怎样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有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吗？
答：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变化。看看你提到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环境问题，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它们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到处存在，是全球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它。环境问题也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能自己解决。还有能源问题。我们看到，这些21世纪的问题的性质是不同于20世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合作。
问：可是有人认为，“只有大国才能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和世界地位”。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答：我想这种观点有一点道理。恐怖主义能够威胁我们人民的安全，但它不能威胁我们的制度。恐怖主义的威胁与当年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不能走到极端，过高地估计大国的威胁，而忽视恐怖主义的威胁。“9·11”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是深刻的，但那与大国无关。许多美国的人说，中国是一个自然崛起的威胁，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这与事实不符。我看不出中国有这样的野心。我们不必老去想20世纪，那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个世纪的总体概念是国家的竞争、力量平衡，我想这些不会是21世纪的特征。
问：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应是什么样？
答：我想新型关系基本上不同于国家反对国家的模式。可能有一些小国，像伊拉克或其他什么地方，要发展核武器，它们可能威胁任何人。
问：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认为未来中美会走向冲突。您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
答：如果中国能等待，你就不必担心。因为反恐战争可能要花200年时间。
<布莱尔谈中美关系发展前景>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中美关系发展有很大的空间，双方都有发展双边关系的需求。这是因为两国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两国都存在着旧的思维。在美国，有些人把中国看成威胁，在中国，也有人把美国看成是威胁。
问：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但是根据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时，必定要同现有大国发生冲突。您怎样看这种理论？
答：我认为，那种思维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它现在是错的，将来更是错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总是引起国家的竞争。回顾过去，国家间竞争似乎是很持久，特别是由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因素所引起国际竞争。这些因素将一些国家拉到一起，将另一些国家推到对立面。这种国际竞争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奉行扩张理论的法西斯主义引起的，另一次是奉行带有扩张倾向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引起的。其实它们的背后都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曾经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认为，过去那种意义上的纯粹的民族主义在将来不会那么强烈了。所以，美中关系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关系是更为复杂的，与简单的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敌对关系不同。此外，美中双方将在能源、环境、水资源方面对外部的依赖性很大，这些问题都不是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我看不出中美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会将双方引向敌对。我们相距遥远。美国虽然在亚洲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没有领土要求；中国的传统也是没有领土扩张。所以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将来美中能有很好的合作。
<班宁·盖瑞特谈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问：您认为中美将来能走向对抗吗？
答：在中国，有人倡议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伊朗结成反美联盟。这没有意义。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种联盟也不可能形成。那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选择。如果那样，就会给世界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并不说那绝不会发生。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即倾向于反对中国、遏制中国。我的回答是“不”。从战略上考虑，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政策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存在着根本改变政策的逻辑。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并不是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主要原因。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前，在6-7月份，中美关系就已好转。这非常重要。我看不出20年后，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会突然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决心要把美国赶出亚洲。我认为，中国参加国际秩序会使它更强大，而毁坏这个秩序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处。当我们的经济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是时，美国为什么要突然决定实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呢？我认为，现实主义的战略逻辑是简单的，只是能被历史证实，而不符合现实情况。我想，回顾一下现实主义者在10-20前对中国做出的预测是很有意义的。那时他们认为，中国将变成一个更具进攻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它要改变国际秩序。事实是这样吗？不是，即使中国变得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事实是，中国正努力交朋友，不强调外交政策中的军事方面，比美国还积极参加国际秩序。
问：美国是否有可能尽早结束反恐战争，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就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那样呢？
答：不少人有这种看法，而且还以美国的对台政策为论据。我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是出于现实主义战略，即不是出于牵制中国。将中国制造成敌人是愚蠢的。在某种程度上，军方鼓动亲台是在为出售武器制造借口。
还有人将一些美国智库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美国要改变对华政策的论据。其实，那些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认为解放军尚未实现现代化；另一部分则认为解放军正变成潜在的威胁。这种争论将永远存在下去。但那不意味着美国会说反恐战争要结束。
<柯伟林谈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问：您认为是反恐战争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了吗？
答：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完全归因于反恐战争。我认为，这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曾是很意识形态的，但已变得更实际。比如，他们认识到美国在很多战线上需要中国，在反恐上，在北朝鲜问题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巨大动力。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和平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益处。它将提高亚洲的生活标准。它帮助这些国家，因为它平稳地保持这个进程。很多中国人来美国学习是两国利益的组成部分，那也极大地帮助了美国。即使我们使他们中的一些回国，它也是真正的机遇。因政治上的差异而失去他们是愚蠢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会有政治差异。但是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理由。我认为，布什政府要比刚上台时有更成熟得多的对华政策。在国务院，我想我们有合理的好政策。白宫的安全委员会也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五角大楼起初对所有国家都有一个非常进攻性的政策，并不只是对中国的。所以他们讨论很多关于为日本、台湾等提供导弹盾牌的事情。导弹对使所有国家更安全没有帮助。
问：您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论？
答：有很多书谈论这种理论。他们谈论当中国崛起时，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不相信这些东西。直到一个事情爆发之前，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美国和中国将应对它们之间的分歧。当然会有分歧。有人称中美之间将有根本性质的对抗，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引起冲突。我也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在历史上，美中关系是友好的，即使存在着像冷战仇恨那样的敌对。除了朝鲜战争外，我们都是间接地打仗，而不是直接打仗。所以，对美中关系，我是很乐观的，尽管有分歧。不使中美走向战争，而是使之尽可能地和平合作，是政治家的工作。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政策？
答：我把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解读成是一场灾难。
<卜睿哲谈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
答：我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长期意向有点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你听到这个概念，会说中国人是含蓄的。它正在趁美国忙于别的事情的时机建设自己的力量。早晚，当机遇期结束的时候，20或30年，中国将挑战美国。有些人会说，这个概念中的一个值得强调的假说是，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这是很现实主义的概念。所以一些美国人将从这个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学说得出结论，美国目前就应当关注这个问题。让中国变得更强大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这恰好有点改变了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我希望我们将来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如果结局是两国互相挑战，那意味着我们两国的失败。那是糟糕的结局。如果人们相信这样一个概念，即国际政治只是允许大国敌对，那么我猜想，我们不得不接受它，接受对未来悲观的看法。在美国的人要把中国看成敌人。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行为辩护。然后，中国就会变成敌人，只是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大国敌对是国际政治的惟一真实形式吗？大国敌对有没有选择？如果有，它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使从现在起20至30年的两国关系更有可能建立在更积极、乐观的国际关系基础上，而不是更悲观的国际关系基础上。我意指，米尔斯海默的概念在战术上是乐观的，但在战略上是悲观的。
我能想出几个国际政治中的概念，它们也许在考虑大国敌对不可避免时可被选用。第一个是基于经济相互依赖，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根据它，美国和中国会变得互相依赖。从经济的观点看，那使冲突变得不可想象。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技术、资本，还依赖日本和欧洲。这种依赖对中国的国内稳定关系重大。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所以，挑战美国是个坏主意。那不意味着美国将要控制中国。那可被看成是一种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和平共处。
另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我想可以被称作“大国协调”。和谐是一组人一起工作。这个观念曾被用于1815至1848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当大国都要吸取拿破仑战争的教训时，它们都同意一起努力来维护和平与稳定。它们不让它们之间的互相敌对爆发成冲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压制来自内部的挑战。这是很困难的。但它运作了30年。它提供了一种大国如何在21世纪一起工作以维持稳定，避免敌对的理念。大国协调都涉及什么？我想在当今世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正威胁着和平与稳定。恐怖主义是其中之一。失败国家是另一个。我的希望是，大国，世界主要力量——美国、中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决定走到一起，进行合作，至少控制这些问题，或许解决它们。前提是这些问题正威胁我们所有的国家。我们在维持和平与稳定上都有这样的利益，为了经济及其他理由。我们有共同和责任把这些大国聚到一起。如果我们使它们分裂，使它们走向冲突，我们就会面临麻烦。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法国、德国南辕北辙，那是坏事，是坏结局。但是如果在伊拉克，我们能找出一个办法，使美、欧、中、俄达成共识，就会有好得多的结局。我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做的就是基于地区基础的大国协调的例子，我对之很感兴趣。东亚负责任的力量——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在中国的领导下，正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这也许不成功，但却是一个大国协调能否工作的试验。那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就找到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法，一个实际上改善朝鲜人民生活的方法，那将是个巨大的成就。
所以，我的希望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避免大国敌对的办法。我们能找到一个证明现实主义不正确的方法。这个选择是：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将经济依赖和大国协调结合起来。如果那是我们的前进方向，那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没有终点。战略机遇是无限的。美国人也就不会担心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之后会发生什么。
<谭若思谈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对比>
问：您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变得像美苏关系那样吗？或者像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那样？
答：这是不同的问题。90年代不是常态，因为苏联垮台。但是克林顿政府没有利用好这一点，他对世界范围的形势不太感兴趣，所以中国是幸运的，中国在90年代做得很好。如果没有“9·11”，这种状态可能还会继续。“9·11”使美国政府更加准备好了居于世界顶部，保持强大，使用武力。它提高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意识。而在90年代，他们对外交政策不太关注。
关于你的问题的另一部分，我们不能说美中关系形势完全像美苏关系。美国和苏联有很多战略利益冲突，它们在柏林很接近，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古巴的存在，到了70年代，苏联甚至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如阿富汗，使之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员。与之相对照，美国和中国没有多少战略利益冲突。在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也没有很迫切的共同利益，这也是真的。苏联和美国有一些迫切的事情要相互配合，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和美国即没有迫切的共同日程，也没有战略冲突。其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既属于安全问题，也属于国内问题，它们跳出来，使得政策内容很丰富。外国学生问题、贸易问题、专业交流、传教机会，它们都有点难处理。所以我们将不会有任何事情是顺利的，不像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那时因为在苏联问题上的共识是相当严肃的，所以两国关系很密切，几乎是同盟关系。为什么现在两国不能像那时那样互相帮助，除了台湾、西藏外，有很多理由。总之，我不认为它会像美苏关系。
<欧汉仑谈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
答：首先，我认为我们要超越大国政治理论，那种理论认为，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会互相视为敌人。我看不到大国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一定成为敌人。一些人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将要在五角大楼任职。他们是少数。美国两党的绝大多数相信，我们能够塑造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至少我们必须试一试。现在有个很好的时机。这意味着美国今天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即使没有了同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不要同中国打仗。当然，关于中国应该掌控其对外政策的方式，我们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不认为中国应当入侵台湾。我们希望中国、韩国、日本不要为了海床资源和领土争端而打仗。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在它所在的地区以危险的方式使用它的肌肉。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将肯定保卫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不寻求使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反恐战争再次使中美关系变得重要并更积极。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反恐战争，也没有中美间的战争。可能有某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但不必然有某种潜在的军事上的竞争。所以，即使反恐战争成功了，我看不到任何美国需要将中国作为敌人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定是短暂的或很有限的。
其次，中国实现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消息是好坏参半。是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应当集中精力于贸易及其他经济问题，以及人民的生活。那可以减少军事竞争的可能性。但又是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将肯定有复杂的利益。它可能与美国竞争，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重迭。现在我们需要石油，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我们都对海洋进行调查以获取食物。为了保护环境，我们都在努力使经济增长保持平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有冲突。所以我们的视野要超越20年。中国会有很多同美国合作的需要，但在某些领域我们也会有分歧。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最终会结束，可能在反恐战争完成后，甚至更晚一些。我不认为，存在着美国同中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因素。因此，两国仍然需要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以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所以我非常乐观，觉着这个战略机遇期会存在较长时间。
二、核毁灭：大国冲突没有赢家
在核时代，核大国的冲突很可能毁灭包括当事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这是负责任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核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巨大的杀伤力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得战争失去了其传统的意义。传统的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主要为了保证安全、获取财富、传播价值观，而核战争则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些目的。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枚核弹被用于战争目地，即在二战结束前美国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投在广岛的“男孩”几乎立即夺去了66000人的生命，使16万人伤残，市区81%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和残垣断壁。后来又有数万人丧生。投在长崎的“胖子”使40000余人丧生，60000人伤残，68.3%的建筑被毁。然而，这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只分别相当于1.5万吨和2万吨梯恩梯炸药。后来的开发出的核武器，威力要远远超过这两颗原子弹。在各国的核武库中，许多核弹头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万吨以上的梯恩梯炸药。如果一颗当量为100万吨的核弹头在产生最大威力所需要的高度爆炸，将会即刻摧毁半径5.6公里范围内的全部砖房；爆炸引起的气浪能以毁灭性的速度将物体甚至人抛到10.5公里以外；在半径9.7公里左右以内的地区，绝大部分织物和纸张将会着火燃烧；爆炸能在17.7公里以外的地方造成二度烧伤，引燃草木；爆炸后数周乃至数月，将有更多的人由于患放射线病而死去；母体内的胎儿受到辐射，可能生下来就畸形……。到冷战结束前，仅美苏两国的核武库就拥有各类核弹头50000余枚，爆炸总威力超过130亿吨梯恩梯当量，是投在广岛原子弹的80万倍，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头上悬有2.5吨多梯恩梯炸药，足可以毁灭人类若干次。 如果爆发核大战，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可以摧毁对方，但是自己也要被毁灭。这无疑制约了大国的冲突，因为大国的冲突很容易引发核大战。著名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钱认为：“核毁灭的前景可能足以阻止现居统治地位的霸权同正崛起的挑战者为争当老大而走向大规模争斗，而这种争斗通常伴随着一个大国的衰落和另一个大国的崛起。” 就是米尔斯海默也承认，“毫无疑问，核武器极大地降低了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在欧洲，“俄罗斯和美国装备有核武器，这是一个和平因素”,在东北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有核武库，它们之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冷战后，美国和俄罗斯都对核武器进行了削减，但是它们所剩下的核武器仍然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威力。依据2002年5月签署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美俄两国仍然分别保有1700枚和2000枚核弹头。
中国的核力量虽然与美俄有很大的差距，据估计仅有400枚核弹头，但是足可以构成有效的威慑力量。对任何国家来说，毁灭一次与毁灭数次意义是一样的。
<欧汉仑谈核毁灭与大国冲突>
问：您怎样看现实主义的中美必然冲突的观点？
答：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基于历史。大国通常是互相竞争的。我认为，在现代世界，在某些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在现代世界，首先我们承受不起战争。战争已变得太具有毁灭性，甚至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战争已极具毁灭性，难以置信的毁灭性。所以我认为，大国现在已学会，军事竞争以它们之间的冲突而结束，是它们极不愿意的选择。
其次，没有哪个国家真正要去获取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更多的东西。国民财富的基础是技术、工业生产。我们需要获取在土地上的某些自然资源。但我们不需要征服中国的土地。我不认为其他国家要征服别国土地。也许有一天中国想要一些西伯利亚的土地。但我不认为中国将入侵西伯利亚。我不认为中国会入侵朝鲜，或者入侵越南或缅甸。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不同。那是两个主要理由。
最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挑战现状者很少，像美国、日本、韩国、北约，都不挑战现状。如果中国大叫大嚷着要挑战现存秩序，这不只是会激怒美国，而且会激怒整个国际社会。我不认为，中国有任何需求那样做，也没有意愿那样做。所以寻求财富的性质已变，寻求国家权力的性质已变。战争是毁灭性的，而核武器使之更糟。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我认为现实主义的方式在过去是对的，但在将来未必对。
三、太平洋之“壕”
中美两国的地理位置为减小两国冲突的系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而中国是陆地强国，美国是海上强国。这种状况减少了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系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陆伯斌认为，浩瀚的太平洋“为美国的海军力量提供了重要的防卫‘壕’”，而“中国的陆上力量缺少离岸进攻能力”。不仅如此，“陆上强国面临着严峻而长期的由许多潜在敌人带来的边境安全的挑战，如果中国要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将会面临严重的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较少存在“关键利益上冲突”，从而使“安全困境的影响大为减轻”，进而两国之间发生“高度紧张、危机不断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也就减小”。
<陆伯斌谈地理因素与中美关系>
问：您非常强调地理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吗？
答：我相信地理方面的事情。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紧靠着。我们参与欧洲事务的决策。这使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相当危险。因为双方都担心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在亚洲情况就不同。能引发战争的突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可能是美国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可能毁灭不了中国，但却导致美中间的大规模冲突。
有人相信，崛起大国引起战争，一些人相信美中关系必然走向冲突，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米尔斯海默，其他人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没有考虑到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影响大国的政策。具体一点讲就是水的因素。我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使得双方都不易对对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季北慈谈中美共同利益空间>
问：中美关系会像美英关系那样和平发展吗？
答：我想是有可能性的。这样想，有许多地理的、历史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大国，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间。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台湾。台湾或者是海洋力量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陆力量的一部分。那是不确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冷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原因是民主文化。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先是希特勒德国，后是苏联。它们帮助我们两个大国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