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各国都出现革命的高潮，共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例如，1919年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到1919年初，在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德国等成立了共产党，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党人的组织，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任务——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这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十月革命爆发，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时节，莫斯科河畔已经绿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机勃勃。这时有四个国际性的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集会，形象地称之为“莫斯科的赤潮”，并使自己投身于这赤潮的澎湃波涛之中，进行紧张的采访活动。
6月1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差不多都到齐了。苏俄政府在红场举行阅兵典礼，欢迎各代表团。“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部，男工，女工，儿童，少年都列队操演。……各国代表都致祝词。”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大会。他报道大会的盛况说：“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祗诺维叶夫致开会词：‘我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开会……’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各国代表致词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唱歌助兴，最后全场五千多人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着，他把激动的感情融进了新闻报道中。
开幕式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进行。瞿秋白再次来到这艺术之宫。今天，这古旧朴素的宫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异样的光彩。他写道：“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安德莱厅瞿秋白荣幸地看到了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一束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且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民描绘了列宁的形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可惜列宁实在太忙，他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简略地谈了几句话，便道歉分别了。虽然只是简短而匆匆的会面，却使瞿秋白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会间，瞿秋白也见到了托洛茨基，并谈了话。
1921年9月，瞿秋白除担任新闻记者外，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兼助教。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肖劲光、梁柏台、蒋光慈、韦素园、曹靖华、胡士廉、许之桢等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班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俄文课的教学很困难，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学生初学俄文，比较吃力；一方面教师的中文水平太低，俄国教师中除郭质生外，都不懂中文。没有教材，而工具书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不像样子的《俄华辞典》。瞿秋白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来寻求真理的青年同志学好俄文，总是设法讲好俄文课。课前，他收集适用的教学材料，认真备课，上课时注意讲授方法，循循善诱，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经常到学生中去，询问学习情况，对大家十分关怀。据曹靖华回忆：“秋白教给我们俄语应当从那里学起，要注意什么问题……真是诲人不倦。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知识很渊博，酷爱读书，也喜欢聊天。几乎每个星期日，我和韦素园都去找他聊天。真是书呆子碰到了书呆子，好象《天方夜谭》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学习，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中国有句俗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谈，胜读百年书啊！”
俄国女友苏菲亚·托尔斯泰曾经数次邀约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纳亚波梁纳）一游。但是因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离莫斯科四百余里，列夫·托尔斯泰的邸宅就在这里。十月革命后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改为托尔斯泰邸宅陈列馆。10月间，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女校有一班学生读托尔斯泰文学事迹后，要到清田村游览实习，于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已于5月间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从莫斯科苦尔斯克车站登上火车，14日抵图拉，停车至晚又行，夜里抵达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走去。这是一个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沿着村路两旁矗立的树林，红叶斑斓，小桥溪流，水云映漾，人们轻步在衰草上，如同走在绒毯上，心神散畅，乡趣油然而生。托尔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原是托尔斯泰母亲家复尔康斯基公爵的遗产。托尔斯泰的幼女、也是陈列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出迎参观者，并讲解室内陈列内容。使瞿秋白感到惊讶的是，托尔斯泰书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午餐时，瞿秋白与托尔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亚历山大、媳安德莱夫人等同桌，他们频频问及中国的政治情况、老子学说等。饭后，安德莱夫人友好地邀请瞿秋白等游览花园，他们在法国式的小径上漫步，谈话。瞿秋白问安德莱夫人乡居如何？她说：“乡居也不过因为有事罢了，此间人愚蠢，无可谈心，未免焦闷。‘你看，那些人，老军官现在已反成希腊教徒，我们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俄国平民对着她们都有罪似的，——难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主义？……’所以他说很乏味，在乡间住着，说还是偶然到农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他们信步走到一位农民家中，女主人原是托尔斯泰的农奴，还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莱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环。女主人很热情，招待他们吃茶。
从农民家中出来，他们去参观托尔斯泰主义者创办的公社。公社主人欢迎中国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形。他说，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非战，他们屡次抗拒征调，往往被捕，但出狱后大家组织起来，仍然不去当兵，后来得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允许在这里组织了公社。田地用托尔斯泰遗产分给农民后所余。有麦田四十七俄亩（一俄亩抵中国十八亩）、菜园二俄亩，另有三十五俄亩果园，其中一半与同村农民共有。马六匹，牛七匹，羊十头。社员十八九人，都能下田劳动，女社员还缝工织网，农忙时可以雇人。生产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每年只向国家交纳五十普特的粮食税，其他一切自由，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预计，一年的生产足以自给，不过，今年是第一年，还没有到收获季节。
归途，瞿秋白又到农民中访问。一位农民对他说，由于实行粮食税，负担轻些，但生活还不宽裕。谈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公社，他说：他们都是大学生，虽说什么集体合作生产，究竟不大会种田。那四五十亩田，据我看来，还不如分给我们小农好些。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清田村一游，瞿秋白感到畅心满意。他看到了旧俄贵族遗风还喘息于乡野，依稀度着残梦。知识分子的唯心派，新村运动，还在作最后的表演，虽然他们不具有生命力。农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们和富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情感上也是两样的。由此他加深了对于俄国社会的认识。
回到莫斯科后，农民问题一直在瞿秋白的头脑中萦回。新村运动，虽然在苏俄还与苏维埃农场、协作社一起存在着，但它终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农业会议近来屡次宣言土地国有的原则，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存，——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瞿秋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土地国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现在第二期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加强“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即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对于俄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发展和前景，瞿秋白这样写道：“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的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收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相对的双方发展；在某一时期之后，引到非常剧烈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然后治者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及西欧美洲的奋起，方渐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固然，俄罗斯革命的意义，不是这几字可尽，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这一段文字，从俄国的工农联盟，联系到世界范围的革命联合，说明作者的目光是远大的，他的论点中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色彩。
新时代的“活泼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