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他们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东方文化派所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账。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深受其影响。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驳辩，鲜明地提出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去做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它在客观上主要是作为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瞿秋白还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全面地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1919年3月创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是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在列宁看来，苏俄政权为摆脱列强环伺的孤立困境，必须从一国革命转为国际革命。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按照苏俄模式，组建各国共产党，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手段，推进世界革命，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随着欧洲各国革命挫败，列宁把目光移向东方。1920年夏，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决议，制定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略：东方各国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用以配合苏俄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威胁，确保苏俄远东边界安全，取得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维护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由俄共（布）领导人创立，并主宰其领导人选，总部设在莫斯科，活动经费由卢布支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自然成为共产国际决策核心，共产国际政策势必以适应苏俄既定外交政策为目标。瞿秋白旅俄两年，洞察苏俄外交本质，指出：世界革命理论导致苏俄存在两种外交，一是苏俄政府外交，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一是苏俄共产党外交，由共产国际执行。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政府外交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的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或在野势力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运作，统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协调定夺。其派驻中国的代表，被赋予充当指导者甚至“保姆”（斯大林语）的使命，凌驾于国、共两党之上。中国革命过程中，先后发生的右或“左”的错误，其指挥者就是这些驻华代表，而其决策都源于莫斯科。革命一旦失败，执行者便毫无例外被冠以“机会主义”者予以清算，决策者则永远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推行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东方战略方针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血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由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而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潮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瞿秋白积极地投入到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劳工阶级在知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会的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高得多呢。”
国共合作的春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与此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表明国民党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孙中山已下了决心，必须把改组工作付诸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