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叛乱。9月23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政府》一文；10月2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
在《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中，瞿秋白就广州政府压制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的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是“破坏宣传机关”。广州政府应该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赞助国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让政府单独去对付违反国民党改善农工生活政纲的‘报界’”；是“以工人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党外的反革命派，并且达到自己的绝不能稍缓的经济要求”。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是衷心拥护革命的广东政府的，他们在不久以后积极参加了对商团叛乱的武装镇压行动，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月初，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大学师生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北京、保定学界发生学潮，上海大学学生立即起而声援，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瞿秋白回到上海大学不久，上海各界三十多个团体正在筹备国庆纪念大会，10月10日，天气极好。清晨，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和几位同学，邀请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面天后宫参加大会。他们先到半淞园去散步，然后再去参加上午十点召开的大会。当他们登上电车后，得到报告：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同学们当即要瞿秋白暂时回家，他们先到会场去看看动静再说。瞿秋白下车，回家工作。
这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控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张助卢倒齐，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们发表演讲，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竟被诬为“奸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竟被右派收买的暴徒殴打，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石头上面，顿时口鼻流血，不省人事。警察竟将黄仁等受伤同学关闭起来，而任凶手走脱。杨之华等人急忙将黄仁救出，送往同仁医院救治，院方以伤势过重，拒不收留，又送往宝隆医院。这时又得到消息：租界当局要采取恐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黄仁送到医院时苏醒过来，但鼻出黄水，呕饭溺血，惨不忍睹。医生说，伤及脑部，已难医治。当晚，党组织派杨之华等同学到医院看护黄仁。午夜过后，瞿秋白来看视黄仁，杨之华把医生的意见告诉他。他俯下身来，抚摸着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轻轻地呼唤着黄仁的名字。但是，黄仁仍然昏迷不醒，无法答应了。临走时，瞿秋白说，明天清晨就把棺木、寿衣送来。第二天夜间，黄仁呼吸困难，延至12日凌晨二时气绝。经尸体解剖，证明颅骨已破，脑质损坏，内脏多处受伤，确为因伤毙命。
当天，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指挥全上海人民起来抗议这种暴行。上海大学学生会于10月15日通电全国，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黄君……乃先全国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与贼不两立，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10月27日，在上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到会人数众多。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等及各公团代表，都发表了演说。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
黄仁被害事件，影响所及，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左派国民党人与英国文学系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系主任、右派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何世桢和瞿秋白双双辞去系主任职务。此后，瞿秋白仍然常来上海大学讲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杨之华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指斥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在《民国日报》编辑部，反击右派叶楚伧等人的斗争也很激烈。瞿秋白上书孙中山，指出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孙中山把瞿秋白来书批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革命力量在《民国日报》逐渐占据优势，迫使右派领袖叶楚伧退出报社。
11月，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上海大学师生到黄浦江边欢迎，并暗中加以警卫。当上海大学迎接队伍返校途经嵩山路时，法租界巡捕将校旗夺走，后经交涉，才由法巡捕房送回。帝国主义对上海大学师生的革命活动，十分恐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说：“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1921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12月9日下午，在会审公廨授意下，工部局警务处刑事处及静安寺巡捕房包探，突然对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进行公开搜查，搜去“排外性质书籍三百册”，“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三百四十本”。警务处在报告中说：“所发现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的三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地是企图使他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的。”“从发现的书籍中可以看出，教授中有些人是熟谙俄国语言及文学的。”会审公廨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并判将抄获书刊一律销毁。租界当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并将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值班的学生李炳祥带到捕房，包探问他：“瞿秋白在哪里？”李炳祥回答：“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幸好，瞿秋白已于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还曾隐居于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的家中，得以逃避巡捕房的缉拿。当杨之华告诉他家中和学校被搜查，书刊（其中的俄文书，是他在莫斯科节省了自己的食糖换来的）被焚毁的消息时，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来回地走着。然后，他停下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同志，战友，妻子
1924年11月18日，瞿秋白第二次结婚，爱人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杨之华。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起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平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肖山县人，1901年生于肖山县坎山街三岔路村。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中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鄭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只身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肖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学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肖山农民运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1922年7月到11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而这位先生竟把吊膀子当作恋爱！”“真正无相当知识的无产阶级的人，可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自主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
1923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王一知等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不苟言笑。因此，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