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前几期的报头题字，是瞿秋白题写的。这时，瞿秋白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他秘密来往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带着病，和其他同志围坐在一张白木长桌上，挥汗工作。他非常喜欢和重视报刊工作，对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除了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还和大家一起做校对等工作。在五卅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参加中央和地方党的许多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给党刊写文章，向党团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地去参加群众大会（如6月11日在上海西门召开的三十万人的市民大会）。为了使报纸的言论主张，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瞿秋白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和爱好。他说，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他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上了解情况外，又通过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布置采访要求，听取记者的汇报。杨之华每天穿上工人服装到浦东区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她已善于采取各种方法，逃避敌人的侦察，进行革命工作。她经常约女工在玉佛寺、财神庙门前，装作香客，坐在庙门两旁的长石凳上接头谈话。她还认识了几个尼姑。同志们风趣地说她作“善男信女”了。她白天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晚上瞿秋白总是很有兴趣地听她报告，从中了解工人们的思想情绪。他自己有时也化装深入工人居住区，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他到闸北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就和他聊起来。工人说，这种报纸不为工人说话，尽是向着外国人和资本家，他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为工人说话又能看懂的自己的报纸。瞿秋白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热血日报》组织了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编辑修改文稿时，他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尽可能地使用方言、口语，文章篇幅力求简短。《热血日报》刊登了不少用民间文学形式，如五更调、十二月花名、泗州调、京调、无锡景调等写的通俗歌谣，很受工人读者和市民群众的欢迎。经过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苦心经营，《热血日报》办得生气勃勃，称得起旗帜鲜明，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文字生动。一张每期只有八开四版的报纸，门类繁多，引人入胜，它包括了社论、专论、国内外紧要新闻、汇志、杂感、诗歌、民歌、小言、来件、口号等十几项。此外，还辟有《外人铁蹄下的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海》、《舆论之裁判》等等专栏。
《热血日报》非常重视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专门开辟《罢市罢工消息汇志》，读者每天可以及时地从这里看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抵制了帝国主义控制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大陆报》以及军阀政府、政客、学阀、买办控制的《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等对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污蔑和诽谤，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坚持进行反帝斗争的热情，爱国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600多座城镇。
《热血日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瞿秋白写了数十篇文字，包括社论、专论及大量短篇评论文章，多的二千字，少的二百字，差不多每期刊出二篇。陈独秀也在《热血日报》发表文章，指导运动。他在发刊词中庄严地宣告：
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这里，“冷铁”，就是武器；革命者一旦掌握了武器，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等一切所谓的强者，便会统统被打倒，他们的末日终将来到！《热血日报》第十六期到十八期，连续刊载了曹起鸣、魏祖弼等所写《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长篇文章，提出“欲御外侮，靖内奸，必须有平民之武装”；“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刊登这种提倡武装斗争的文章，自然反映了编者重视武装革命的政治主张。
《热血日报》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6月上旬，经美国驻华代办梅耶策划，由美、日、法、英、意、比组成“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达上海，制造“和解”气氛，欺骗中国人民。《热血日报》发表《公使团与开枪的西捕》、《无耻的美帝国主义》等文，予以戳穿，号召中国人民不要对帝国主义存任何幻想，而必须打倒它们！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假惺惺地派遣“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到达上海，声称要调查和交涉五卅屠杀民众惨案。第一天他们还与领导上海反帝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虚与委蛇，第二天便露出破坏反帝斗争的真面目。对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解决五卅案的合理条件，他们竟说：“此等条件未可一律看待，亦犹国民拿一桌菜来，我不能一时即吃，尚须有所选择。”他们公然为逞凶杀人、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开脱：“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他们居然劝告工商学界停止罢工、罢市、罢课，开市、复工、上课。对此，瞿秋白怀着强烈的憎恨，在为《热血日报》所写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严厉地质问他们：“蔡、曾两人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日本、英国、美国？”“这种政府代表，我们还能避免和他们冲突？还能相信他们办交涉不辱国权？”“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在帝国主义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骗和压力面前，中国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因此，“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
果然不出所料，帝国主义者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欺骗分化、威胁利诱的诡计，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为了左右运动的发展，另外组织了“五卅委员会”，竟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一些学阀、政客如梁启超、丁文江、顾维钧、唐绍仪等“高等华人”也发表文章，同军阀、财阀一起，破坏爱国反帝运动。对于这种无耻的叛卖行为，瞿秋白先后著文数篇，予以无情的揭露。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文中，指出，总商会代表一小部分殷实的大商人，钱多势大，理应赞助反帝爱国运动，而实际上“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们“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在《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乘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
6月中旬，传来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会，取媚外人；湖北军阀萧耀南在汉口枪杀爱国者。瞿秋白立即写《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文，指出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推翻这种政府！”
《热血日报》尖锐地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瞿秋白著文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军阀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他明确指出：“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只要是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利，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绝对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谬主张，把敌人当成了朋友。
《热血日报》以其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有一百来人。远至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稿。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真正的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爱国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在6月23日开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热血日报》便被封禁。
反击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从6月开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感到恐惧。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逐渐发生分裂，形成新的右派势力，企图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右派暗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的事件，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死。与此同时，反共的戴季陶主义也应运出笼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着一场无可回避的尖锐的斗争。他说：“思想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时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
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击戴季陶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