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不通俄语，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间九点，一直谈到零点才结束。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主人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客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斯大林不停地抽着烟斗。他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使客人感到亲切。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岁，才得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以后又千方百计找到第二、三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用了几年时间，熟读这些书，才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这时的斯大林，正在与党内外的反对派作斗争，因此他还是谨慎的，谈话也比较现实和谦虚。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结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这是一个乡村疗养所，附近有青苍苍的寒林，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空气冰冷，异常清新。同来休养的黄平，身强力壮而又喜欢运动。瞿秋白羡慕他那强健的身体，自己觉得惭愧，但很想锻炼一下，使自己也有那样好的体魄。黄平常去滑雪，瞿秋白便高兴的同他一起去练习滑雪。手握撑杆，跕出稀疏的灌木丛，踏着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滑雪板在雪面上发出丝丝的声音，顺坡而下，轻快，平稳，犹如荡舟，又与荡舟不同；江南水乡的荡舟，另是一番情趣。瞿秋白从此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和黄平还一起到列宁山去滑过雪。
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都住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旅馆，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瞿秋白第一次旅俄时住过的东方大学宿舍，就在这条街的A字15号。柳克斯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房金。瞿秋白每月约有二百五十个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兰、李文宜、杨子烈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性格开朗活泼的杨之华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她刻苦用功，学习俄文进步很快。班里讨论时，她积极发言，观点鲜明，言之有物。回到公寓的家中，她还要抽出时间来照料瞿秋白的生活，使他集中精力于写作和工作。当时莫斯科的物资缺乏，有钱也难买到东西。食品更缺，有时一连三个月，顿顿饭的菜品只有鱼类，吃得使人腻味。杨之华总是设法调剂副食品，尽可能使瞿秋白吃得好些。
俩人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他们的生活又是十分和谐的，感情是十分亲密的。据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庄东晓回忆说：“每逢节日或假期，我常到华姐秋白的住所——柳克斯公寓十二号去看她。”“当秋白工作的时间过长，面带倦容，需要休息时，华姐在旁就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们，寒暄了几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了。华姐向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也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我们一起说笑，这才稍得一点休息。”
女儿独伊到莫斯科后，送进了一家孤儿院。瞿秋白、杨之华平时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看她。独伊一人，言语不通，有些调皮的苏联男孩看她是黑头发，便把她当做犹太人，歧视她。虽然孤儿院院长、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待她很好，但她还是时刻都想念爸爸妈妈。每次他们来看她，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到周末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要买一些带到孤儿院去给女儿吃。
后来，独伊调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依凡城。瞿秋白夫妇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他们在星期六晚上从莫斯科坐火车，星期日早晨抵达伊凡城，要坐整整一夜的车。他们就睡在火车上过夜。星期日清晨，一家人见面，分外高兴，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
早晨，我们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排了队出来，唱歌欢迎父母，接着又表演节目给父母看。父母带来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后由父母分别带领自己的孩子出幼儿园，秋白和我带着独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这是我们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在这一天中，秋白是高兴的，活泼的，使他忘却了工作的紧张与疲劳，他和孩子痛快地尽情地玩着。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这话，放开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
这是杨之华的回忆。下面是独伊的回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那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杆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木筏顺流而下，微风轻轻地吹动着我们的衣服，忽然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我们就在歌声中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她从未失去父爱。
在列宁疗养院，瞿秋白虽在病中，却更加关怀独伊，常常写信给她。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悦与关怀交织成的这封短信，饱含着多少温暖亲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宁疗养院。俄罗斯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间，已在人们的心田里。瞿秋白想到了小独伊：她和与她同龄的孩子们，不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希望的蓓蕾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一首小诗，内涵深蕴，表现了革命者对于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美好的希望和浓厚的爱恋，那思想境界是高洁的。
独伊所在的森林学校是苏联政府为病弱儿童办的儿童学校。校中讲究卫生，规定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独伊的头发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后，立即给独伊写了一封很有风趣的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给女儿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画。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亲很了解女儿的心理，信中充满了慈父的热爱和关怀。收到这些来信，独伊从那里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加安心地学习了。
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
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得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 材料（十二时） —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 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地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
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