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患病未痊愈。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1932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
瞿秋白下台，株连所及，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工作。他教杨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执笔帮她修改；她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每译出一段，他就帮她改一段。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工作，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瞿秋白却微笑着幽默地对她说：“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燉得又香又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时竹竿碰翻了锅。她心疼得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她晾衣。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她收拾，像哄小孩似的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说得她心也宽了。
瞿秋白对于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爱护的。他与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他有可能集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是这个家庭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并温暖了这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激情的小屋。瞿秋白对杨之华倾注的感情和辛劳，无限感激，并且深怀歉意。所以每当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总是想法抚慰，逗她高兴；决不让她忧郁和感伤。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们真挚的爱情所生发出来的。
三个月过去，到了4月下旬。茅盾到大西路两宜里瞿家看望。这天下午，瞿秋白正在伏案写作，杨之华在看书。楼下传来了敲门声，听到房东太太去开门。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何先生在家吗？”“这里没有姓何的！”房东太太已经不耐烦了。杨之华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连忙下楼，边跑边说：“有姓何的！”并对满脸狐疑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眼，回屋去了。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杨之华请他们进房后，悄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原来，1930年8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归来，听说茅盾已从日本回国，就用暗语写信给开明书店转茅盾，约他会面。瞿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还留了地址。茅盾和孔德沚去看了他们。瞿秋白对已经远离政治斗争的老友仍然以诚相待，向他概括介绍了革命形势，询问了他在日本的情形，并表示支持他写小说。从那以后，两人已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
叙了家常之后，瞿秋白问茅盾在写什么？茅盾说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瞿秋白听后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过了几天，一个星期日，茅盾带了《子夜》原稿与各章大纲，和孔德沚一起又来到瞿秋白家。瞿秋白兴致极好，文学园地的门扉，终于重新对他开放，即使是看着别人的作品，同作者交流心得，也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的成败，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天快黑了，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吃晚饭。瞿秋白和茅盾打算晚饭后，接着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邮差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中说：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此地危险，赶快转移的暗号。可是仓促间，往何处转移呢？茅盾夫妇当即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一幢楼内的三层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茅盾对二房东说是亲戚来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他让孩子睡在地铺上，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瞿秋白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有了充裕的时间，两个人就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读原稿极为细心。原稿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这时上海通用福特车。瞿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豪华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牌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茅盾都照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改。
《子夜》在1933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作品。同年3月，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子夜》将使1933年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而国民党玩弄的骗人的“国货年”只能“做《子夜》的滑稽陪衬”。因为，中国还在“子夜”中，在“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8月，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茅盾还谈到左联的一些情况。
5月初，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物《前哨》的。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文学，思想进步。1921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由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月间，一切安排妥当，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剪了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坐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十号的一座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像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就是在同年9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载。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受到“左”的影响。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