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指出了译文中的问题之后，又诚挚地说：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收到这封热情真诚的长信以后，十分高兴。他把这信送到《十字街头》，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1931年12月11日、25日该刊第一、二期上。12月28日，鲁迅写回信给瞿秋白，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
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据杨之华回忆，是在1932年夏天，他们从法租界华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一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高兴地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个好朋友终于见面了。瞿秋白回到家中，还处于兴奋状态。他告诉杨之华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邀请鲁迅全家一道来紫霞路作客，鲁迅愉快地接受邀请。许广平对两人这次会见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鲁迅家中的客厅：圆形的玻璃鱼缸，几尾金鱼欢快地游来游去。鲁迅和瞿秋白各自手挟香烟，在烟篆中，两人促膝交谈。
鲁迅直抒胸臆：“对俄国文学，我有极大的兴味。我之写小说，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国文学家为劳苦大众呼号战斗所给予我的影响。”
瞿秋白深有同感：“俄国的国情，很象中国。俄国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
鲁迅娓娓而谈：“为人生；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这样。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索，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瞿秋白极以为然：“是的，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情感之所寄，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
鲁迅赞许地望着瞿秋白：“把俄国文学的精品译给中国人看，无异是在暗夜里烛照人生的火光。”
……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在摆脱了世事纷扰，重回文学园地的时候，得识鲁迅这样的同志和战友，他怎么能不振奋呢？
6月间，瞿秋白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于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夏去秋来。9月1日上午，天下着雨。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六十八号。鲁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来，也许因为在雨天里少有特务的盯梢。鲁迅来时，瞿秋白无限喜悦地从书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客人很欣赏这一张特殊的西式书桌。它上有书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软帘式木板拉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上，把整个桌面滦盖起来。瞿秋白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与鲁迅讨论。他找出几个字来，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去叫了菜，招待鲁迅夫妇。当坐下来吃中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感到不安。但鲁迅却毫不介意，席间与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在这以后，瞿秋白和鲁迅两家的来往更为密切。据鲁迅日记：
1932年9月14日“晴。上午……文尹夫妇来，留之饭。”9月18日“晴。……得文尹小说稿，下午毕。”10月24日“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11月4日“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内中所说小说稿，是杨之华在瞿秋白鼓励下所写的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小说写完，瞿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鲁迅在兄弟中居长，瞿秋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大先生”。因为是习作，杨之华不好意思麻烦鲁迅。瞿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果然，鲁迅收到小说稿后，当天下午便改妥，而且还改正了里面的错字，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然后用纸包好送回。日记中所说《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是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交给鲁迅的。良友公司答应出版这本书，书稿刚刚送出，还没有得到稿酬，鲁迅便把当日午后所得版税中，抽出六十元给杨之华，以贴补瞿家生活之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瞿秋白夫妇感激不已。
在鲁迅家中避难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实行法西斯专政。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杀人如麻；在统治区内，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1931年初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因“叛国”之“罪”可判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欺骗手段与高压政策交替并用，手段越来越卑劣，越毒辣。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像瞿秋白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
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鲁迅的身家性命也不安全。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面临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度外，成为瞿秋白夫妇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鲁迅的家，自然成为他们最愿投奔的庇护所。
1932年冬，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前，杨之华独身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请人到街头寻找，遇见时正值白天。杨之华请那人先走，她自己转到天黑时，确信已经甩掉跟踪者，才来到鲁迅家。
这时，鲁迅已于11月11日离沪去北京探望母亲。瞿秋白夫妇来时，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鲁迅11月30日返回上海，两人聚首，分外融洽。许广平回忆说：
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
杨之华和“大先生”夫妇、海婴及家中的女佣，相处很好，使许广平丝毫没有接待生客之感。
12月7日，瞿秋白为鲁迅写了一幅字，内容是七绝诗（起句“雪意凄其心惘然”，约作于1917年）。诗后写有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这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敬重，把一颗坦诚的心献给他所完全信赖的战友，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品质。
过了两天，瞿秋白夫妇以昂贵价格托人在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进口的高级玩具，送给三岁多的海婴。当时瞿秋白夫妇并不宽裕，鲁迅夫妇对此深感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养儿童科学知识的好意，还是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贵重的礼物。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瞿秋白在盒盖上，按顺序写明零件名称、件数。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很有深意地说：“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12月11日，鲁迅夫妇设宴招待瞿秋白夫妇，在座的还有冯雪峰、周建人。又过了些天，陈云在一个深夜来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鲁迅关切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临下楼，鲁迅又对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他和许广平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瞿秋白夫妇走下楼去。
回到紫霞路，瞿秋白仍在思念着鲁迅。据鲁迅日记，从12月25日到1933年2月4日，四十天中，瞿秋白写了六封信给鲁迅，平均每周一封。其中有12月25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12月28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诗指无题七绝一首：“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一向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虽于1932年12月起由主编黎烈文进行革新，并邀鲁迅、茅盾等发表作品，但积习甚深，一时难以革除。一些宣扬低级庸俗情调，或抒发闲情逸致的作品，仍然时有发表。瞿秋白这首诗，就是对此而发，它也基本上代表了鲁迅的意见。
这时，鲁迅、瞿秋白和左翼作家们，正在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进行激烈的论战。9月间，瞿秋白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嘲骂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功夫唾骂》，与批评胡秋原等无涉。11月15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发表邱九如署名芸生的仿拟瞿译诗的作品《汉奸的供状》，嘲讽胡秋原、苏汶等，诗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之词，显然违反党的策略。文委书记冯雪峰认为不妥，建议《文学月报》公开纠正这一错误，被拒绝。冯雪峰同瞿秋白谈起，得到赞同。其时，瞿秋白正在鲁迅家中。鲁迅认为这是横暴的流氓作风，自己公开纠正为好。于是由鲁迅出面于12月10日写信给周扬，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的住地又发生了问题。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间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可能发生危险。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忙赶来，要他们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2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载：“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说明此时瞿秋白夫妇就住在这里。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到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肖伯纳在上海停留只有半天，但报刊评论颇多，捧与骂，冷与热，样样都有。鲁迅和瞿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收辑一起，印成一本书。商定之后便分头进行：许广平跑北四川路一带，从大小报摊搜罗当天报纸；鲁迅和瞿秋白边看边圈定篇目，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作序言，瞿秋白写卷头语。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肖伯纳在上海》一书。瞿秋白在卷头语中说：“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有些人不同意。1933年2月1日《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写的《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为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辩护，说鲁迅对芸生的批评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正在鲁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首甲等人的攻击，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予以驳斥。这是一篇讲道理的论战文章。瞿秋白肯定并且进一步阐明了鲁迅文中的正确意见，他写道：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
“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
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