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今文经学派，就其学统而言，是汉代公羊学派，主要依据《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说，是讲求孔子的微言大义，据乱、小康、大同之类。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门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经学再生，说明他的思想深受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关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学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战胜其他佛教派别而占居统治地位。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来摆脱社会、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瞿秋白在黄陂读佛经时，说过：“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知识不妨广泛，真理是探索出来的。”［1］他之钻研佛学经典，不是被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牵着鼻子走，而是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但是，瞿秋白并不是痴愚之徒，没有被佛学的鸦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间。因为他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种种现实的因果实象，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够完全陷于佛学的迷惘虚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
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说。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一切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不是从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他从1923年开始用“屈维它”的笔名在《新青年》、《前锋》上发表文章，这是他的一个不曾公开用过的别名“韦护”的谐音。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丁玲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2］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3］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社团、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爱好、观念、信仰——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是北京青年的正义呼声。“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这是上海学生的庄严誓词。“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它表现了天津学生的爱国义愤。“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它表达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声。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誓作学商各界的后盾，“众心坚决，不可遏止”。他们表示：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是为了阻止列强侵略者把中国大好山河变成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有以“新民”、“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均出评议员两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酝酿，在5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匡）、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4］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5］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个特务盯梢。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动，常常两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月1日连发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被捕同学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1］ 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
［2］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3］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4］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5］ 同上。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