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张东荪“补救”论，实际上向当时思想界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在中国建立“新道德”（新人生观）的问题。他提倡“理智主义”生活，正是五四后建立新人生观（道德观）的一种尝试。张东荪“主智的、创造的、化欲的、无我的自然的乐天的人生观”，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阐发的。其哲学基础是“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而其现实依据，则是五四以后中国迫切建立新人生观的需要。实际上，建立新的道德观（人生观），不仅是五四后张东荪倡行的，而且也是他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一直关注和努力的方向。除了五四以后发表的《谁能救中国》、《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兽性问题》外，1928年4月，他发表了《宇宙观与人生观》；同年7月，出版了《人生观ABC》；1931年，出版了《道德哲学》；此后，又出版了《现代伦理学》、《价值哲学》等书，站在现代西方哲学立场上，本着奋进主义精神，创建了一套新的道德体系和新的人生观，成为五四以后努力创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人生观和道德体系的代表者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张东荪在提出建立新的人生观的同时，也公开为“礼教”辩护。1926年，他在《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中讲：“现在的中国决不是礼教吃人，乃是私欲吃人。在这种率兽吃人的社会中，礼教是死的陈死人，他不能负责任，物质文明是偶然的闯入者，他亦不能负责。现在所谓新派的人们痛骂礼教固然是不错，而另有所谓旧派的人们诋毁物质文明亦同是大错而特错之”。这里，他虽对新旧两派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但为礼教辩护的态度是明显的，与五四时期“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态度相比，显然是退步了。在1928年出版的《人生观ABC》中，他又说：“但我的意思仍主张提高文化，醇化人性。详言之，即以理智来改造文化，以文化来陶冶人性，务使已压抑已淘汰的野性兽性不致再抬头起来。因此我不主张反对中国的礼教。我虽承认礼教已失了现实的效力，我亦不赞成照原样恢复起来。不过我总以为礼教于社会没有害处。将来另有新的文化起来虽说不定，然亦决不必尽推翻礼教。二者没有冲突。换言之，即将来有新文化而对于礼教亦不必采革命态度。这是我的意见。至于有人高呼‘礼教吃人’，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认为礼教阻碍他们野性的出现。其实造祸于人群，他们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较诸礼教要厉害百倍。他们看见一个女子为了守节而死，便大骂礼教杀人。其实为了自由恋爱而死的比守节而死的要加十倍以上。所以礼教的问题已经不成问题。而当前的问题乃是野性复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为然，实导源于国外。我名此为禽兽主义”。
在这段文字中，张东荪公开申明“不能反对礼教”的观点，并系统阐述了原因。他最关注的是如何对付“兽性复起的问题”，而其解决办法就是“以理智来改造文化，以文化来陶冶人性，务使已压抑已淘汰的野性兽性不致再抬头起来”。因此，他便得出了“我不反对中国的礼教”的结论。
用理智来对付“野性兽性不致复起”，与“反对礼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张东荪为何得出“不反对”礼教的结果？从表面上，似乎难以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来，而实际上他是从两方面论证的。一是礼教于社会没有害处。他的基本认识是：礼教已失去了现实的效力，已不对现实社会发生影响，所以它对社会并无害处，与将来创建新的文化也无冲突，所以不必反对。二是礼教已不成问题，而成问题的“野性复起”即“人欲横流”问题，所以，要采取对付“野性”“人欲”的有效办法加以解决。张东荪建立的“主智的创造的化欲的”人生观，就是对付“人欲”、“野性复发”的办法。
礼教虽失真义，但它毕竟是用来制欲的，现在中国所要对付的仍是“私欲”，礼教固然不能担当此任，而应由与它相通的以“理智化欲”之法解决。反对礼教，实则是反对“以理制欲”，当然与张东荪的“以理化欲”主张相左。同时，礼教毕竟在制欲方面起过作用，过激地抨击礼教，有把“人欲”、“野性”再放出来害人的可能。这是他不愿看到的。所以他才产生了“至于有人高呼‘礼教吃人’，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认为礼教阻碍他们野性的出现”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发出感慨：“其实造祸于人群，他们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较诸礼教要厉害百倍。”张东荪由关注并解决“野性复起”问题，很自然地走到了为礼教辩护的地步。
张东荪为礼教辩护是为了对付“人欲”问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对辩护之原因的说明，却体现了他观察中国社会的失误及认识的简单化。同时也可以发现张东荪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困惑。作为“西化”派，张东荪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否则中国将无以立足于世界，这是他清醒的理智所诏示的，因此他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丢掉中国一切旧文明，因为丢掉中国旧文明后，中国连同他本人也都无处立足。输入西学的目的是为了中国文化的进步，而假如输入西学反掉了中国一切文明，则中国文明的前途更令人忧虑。所以输入西学而不反对封建，这是矛盾的；输入西学而希望不出现利己主义的弊端，也是幻想。按张东荪自己的设想，输入西学是“盐水冲淡水式”的，“盐水的成分愈多则淡水中必愈咸了”，因而他对输入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后果并未料到。实际上，输入西方文化到中国来决不如“盐水冲淡水”那样平静与简单；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出现更是他始料不及的。正是在这种窘状下，张东荪提出了“补救”论。
既然要补救，实际上就是承认输入西方文化有问题；承认输入西方文化有问题，便不能不承认旧派诋毁西方文明的言论有一定道理；这样，他就不能不与旧派势力作某种妥协，由此，进一步发展到替礼教辩护，也是顺理成章的。同时，因其所要补救的是“畸形状态”，畸形状态又是由“私欲”引起的，所以，无论其补救之法是什么，其补救动机已决定了其所要对付的是“人欲”问题；既然要“制欲”，必须依靠“理智”；因其与传统的“礼教”所对付的问题（人欲）是一致的，这就自然会陷入替礼教辩护的泥潭。一方面要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力图补救因西方文化的输入后出现的畸形状态，足见张东荪思想之矛盾与窘状。
增强主体的健全，恢复固有的文化
30年代初，由于中国文化出路这一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所以，中西文化问题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此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文化偏向。一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胡适说：中国“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里已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严重偏向。陈序经则公开提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着手”。二是那些顽固维护中国固有文明的守旧派与封建势力结合，由诋毁西方文明、整理“国粹”进而赞同并鼓吹“尊孔读经”。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陈济棠在广东、何健在湖南也提倡“尊孔读经”，南京政府甚至举行公开的纪念孔子活动。
这两种偏向，均引起了张东荪的关注。1934年12月，张东荪写成《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原题为《从孔子说到中西文化之异同并论民族复兴之途径》），较系统地申明并阐述了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因其声明“该文是自己关于文化问题的总观点”，故可视为30年代前期张东荪关于中西文化观的代表之作。
在该文中，张东荪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根本主张。他说：“我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又说：“今天决不能讨论中国要近代化或欧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如何欧化的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
这两段文字虽侧重点不同，但均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这是30年代初张东荪关于中西文化观问题的根本观点。
为什么要“恢复固有的文化”？张东荪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主体资格的丧失。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消化能力的减退。他明确指出：“须知今天的问题不是中西文化好坏比较的问题，乃是中国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亦就是一个人吃了东西如何消化的问题”。消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你只劝他多吃是不相干的，因为吃了未必能消化，而反会生病。所以我以为一个民族若自己没有对于外族的文化。其结果不外为外族所征服而已”。他认为，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均是由于“消化能力”减退的缘故。其具体表现就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对西方文化承受力的减退。二是主体承受能力的衰退。他说：“我年来默察中国的情形，实在有些令人悲观，觉得对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并且承受的能力亦渐渐衰退了。”中国失去了对西方文化应有的承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其原因不在西方文化之不适于中国，乃只在中国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体’的资格。”
消化能力的减弱与承受能力的衰退，说明中国丧失了吸收西方文化必须具有的“健全的自主”。主体性的丧失，对中国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输入西方文化的目的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轨道，主体性的丧失，会使中国面临沦为文化殖民地的危机。他说：“须知所谓吸取西方文化乃是说中国人以西方的文明而立国，倘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纵是人民都欧化了，这亦不得称为吸取西方文化。”换言之，“吸收了他族文化而自己更发扬起来，才称得上‘吸收’西方文化；如果吸收了他族文化从此不能自振，只能称得上‘征服’。”所以，他所谓“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彻底采用西方文化”和“彻底吸收西方文化”是以保持民族独立并使国家富强为前提的，决不是把中国引向被西方文化征服的殖民地道路。然而，由于吸收西方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失去民族独立的危险。
既然自信心的丧失、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的衰退，导致了主体资格和自主性的丧失，那么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恢复民族自信心，重新培植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张东荪公开申明：“我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
如何“恢复主体的健全”？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承认固有文化的价值，树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克服严重的民族自卑感。他所谓“其实我们固然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但同时亦不妨承认自己有些长处”，其用意，即在于此。这便意味着必须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就是这个调整后的根本态度。
为什么恢复主体的健全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张东荪从两方面作了分析：
第一，恢复主体的健全，是要重铸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而民族性之重铸，要以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为前提；要树起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就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他说：“须知今日的问题……乃是中国如何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又说：“今天决不能讨论中国要近代化或欧化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如何欧化的问题。”接着他又说：“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造成民族性。”从这三段文字的内在逻辑可以推断：如何吸取西方文化、如何欧化与如何造成民族性是三位一体、密切相关的。恢复主体性，就是造成民族性；民族性蕴涵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因此，要造成民族性就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
他说：“中国有固有的文化，便是有其民族性。无奈中国的民族性是由有到无。泰西各国不然。”正因中国的民族性“由有到无”，所以必须恢复之，使其由无到有。他比较了中西民族性后认为，“他们以民族的国家为最高，把所有教育文化风俗都染上这个色彩，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是由无到有。换言之，即民族国家主义的产物。……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当然除了走上民族国家主义这一条路是别无办法的，但须知凡民族国家主义无不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中国未经此民族国家主义陶冶，尚未铸成近代式的“民族性”。而要铸成“民族性”，则必须首先“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即是要树立起民众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热爱和尊重，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
但“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并不足以树立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热爱造成民族性，而只能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因为“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则如何能唤起其人民对于旧文化的爱护心呢？”即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要让中国热爱此落后的“中国文化”，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既然这是中国民族主体性的丧失及由此出现的民族自卑感的关键所在，那么，中国今后也要注眼于此。“就是我们必须发见固有的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与新人的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换言之，“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生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过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所以，民族性的养成有赖于肯定固有文化的价值，“使其再发新芽”。所以，必须对于中国文化从有价值的方面去看，即肯定其价值，这是恢复主体的健全，造成民族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正因如此，张东荪才会说：“其实我们固然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但同时亦不妨承认自己亦有些长处”。以此来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