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它既代表了张东荪自己的政治思想，又是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宣言，所以它集中反映了30年代在西方民主政治受到普遍怀疑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既不愿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又反对走法西斯主义道路，而企图一条折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新路的迫切要求。从总体上讲，张东荪对民主政治的修正与补充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其合理性；在当时民主主义在全世界受到怀疑的情况下，张东荪绝不动摇，毅然坚持民主政治，并对其弊病进行“修正”，这种努力是应该肯定的。他接受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成功经验，如实行计划经济等，放弃了在五四时期的一些观点，表明张东荪并不墨守陈规，并不局拟于已有的思想定势，而是与时共进，不断调整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这正是一个思想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张东荪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是继民国初年后又一次较系统阐发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主张。这些主张，既是对此前政治主张的修正和发挥，又是此后政治主张的基本点。如果将《我们所要说的话》与1945年10月发表的《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略作比较，就不难看出：张东荪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所阐述和提出的主要观点，到1945年时仍然坚持；换言之，张东荪在《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中所阐述的主张，还是以《我们要说的话》为蓝本的，只是对其又作了进一步发挥而已。如果将它与后来所提出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及“新型民主”相比较，则也可以看出，张东荪在此时已经确立了其政治思想的许多基本点，此时所形成的许多思想，都为后来继承并发展。这说明张东荪“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在其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
成立国家社会党，目的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张东荪在《再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国民党的“训政”理论，二是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政，三是国民党内外反动政策及恶果。
（一）批驳国民党的训政理论，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理论依据，便是所谓“训政”理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把建国步骤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军政时期，指革命以后实行军政府执政；二是训政时期，对人民进行训练，准备实行宪政；三是宪政时期，制定宪法，组织民主政府。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训政纲领》；1931年6月，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6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统治权，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治权利；人民只有服从国民党才能享受公民权利；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由此可见，国民党的训政，实际上就是借“训政”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实。张东荪坚持民主主义立场，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便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其“训政”理论。
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借口，就是人民知识能力不够，必须靠国民党来训练，即“好像是说中国等于小孩子，而国民党是保姆。这个小孩子倘使失了这个保姆，则不是夭折便是失学，二者必居其一。”对此，张东荪从理论上进行了严厉批驳。他说：“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可见训政之说真不值一驳。所以即主张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势必亦得不着训政的结论。”
张东荪认为，国民党训政理论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所要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他分析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来自苏联，但却与俄国的一党专政根本上完全不同，在张东荪看来，苏联实行一党专政的理由尚可说能以自圆，“因为要实行社会化，所以必须由无产阶级起来专占政权，而共产党即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党。”所以俄国一党专政是有这样的理论为其根据。至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的理由是所谓训政，“则并自圆其说都不能办到”。他批评说：“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甚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即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最后的目的既在宪政，为甚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拨去了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另外可以种出新树来。”所以，张东荪尖锐地说：国民党所谓的训政，完全是“骗人欺人”。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以事实来说，不训犹可，一训而失东三省；二训而增加国债数倍于北洋军阀时代；三训而赤匪遍地，农村成为普遍的破产。”所以，必须尽快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国民党将不能实行宪政归咎于“人民自身”，这是很荒谬的，也是张东荪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宪政之所以不能实施，其故不在人民方面。换言之，即人民对于宪政的实施本没有甚么大关系。要办选举，假定没有特别势力去操纵，总可以有一个比较上代表民意的结果。要办人口调查，亦是很容易的。至于识字运动在短期间亦可有相当效果。地方自治更不必说了。总之，在人民方面没有可作宪政之障碍的。”那么实行宪政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张东荪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政的障碍就在于“国内有特殊势力”的操纵与利用，这个“特殊势力”就是国民党。他说：“中国自辛亥以来始终未上政治轨道，并不是因为在人民方面有何不足，实在是只因为有了特殊的恶势力不愿受宪法与法律的拘束。又是这个恶势力就是政府，又是政府利用这一类的恶势力。……国民党在野时，我们未曾表过同情，亦就是因为早见到他们一旦秉政亦决脱不了特殊势力的恶习。我们当时宁愿与国民党为敌，就只在于此。到了今天，社会上一班人，当恍然明白了罢。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中国要真正走上宪政道路，必须让国民党放弃操纵与利用的企图，将国民党的活动置于“宪法与法律的拘束”之下。既然宪政的障碍在军阀的割据，官僚的贪婪，武人的拔扈，那么“宪政的不能立刻实行，政治的不能上轨，国民是不负其咎的。”
民党以实施宪政要有程序为借口，迟迟不愿放弃训政，这也引起了张东荪的极大愤怒。他质问道：“现在决定二十四年开始宪政，我不知道二十四年以前，所有的预备工夫，自国民党看来，是否已经做完了？倘使已经做完，则我敢问是如何做的？”他指出，倘使国民党真有诚心以逐渐推行宪政，便应尽快拟定如何扫除宪政的障碍的步骤，例如如何统一军队、如何统一财政、如何打倒贪婪、如何确立文官制度、如何严守预算、如何审核决算、如何建立地方制度等等；否则，便证明国民党“并不想真以政权还诸国民，他们依然想造成十六年以前的那种假宪政来骗人。”
1935年，国民党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宣布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但国民党“所谓结束训政乃只是提出宪法的别名。”这是那些主张宪政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在张东荪看来，实行宪政并不是制定一部宪法便算了事，“宪政的真谛就是在于调剂各种不同的思想。”“宪政的真义不在宪法而在是否能容忍与能调和。”为了揭露国民党假宪政的实质，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评论》上，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对结束训政与实行宪政的涵义作了更明确的解释，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假宪政。张东荪认为，结束训政即是取消党治，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也就是要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同时也就是取消“党国”。他在分析了国民党对“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解释后指出，国民党制定的宪法草案，“只是由国民党的训政变为国民党的宪政。换言之，即以前是以训政为名而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现在则是以宪政为名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所以训政虽然结束而一党专政则仍如故。”他坚决反对宪法草案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国家，认为这是“有背于人民言论结社的自由权”，实际上国民党仍是想实行一党专政，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宪政。
张东荪认为，国民党真要实行宪政，就必须首先结束训政，结束训政应该开始宪政以前。为此，国民党必须在行动上做到两点：“一，由国库支给的党费应该停止。二，在法律上国民党有指导人民运动的特权亦应取消。”他说：“我以为国民党如果真心要结束训政，最好是在这一次的五全代会以后，即把党费由国库支出者完全停止，同时颁布一道命令声明所有民运必须的党部指导的法令一律停止其效力。如此便可算训政真正结束了。”只有结束了训政，方能召集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才能实行宪政。
（二）抨击国民党弊政，要求国民党选择新出路
张东荪“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面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种种弊端，他进行了猛烈的揭露。他指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一样，也是一个军阀与官僚集团，“国民党来了，依然是军阀化，贪官化与坐地分赃的土匪化。其明争暗斗更加十倍。”又说：“国民党秉政以来，说得尤其动听，凡好听的话几乎没有一件是他们没有说过的。但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说话完全是南辕北辙。可见以后不谋改造则已；否则必须出支票，使受者得现款。若是专门滥发空头期票，而反先要受者贴找一些现款则决骗不了人。”张东荪尖锐地批评说：国民党反共以后，“政府以前只知自私自利、把军队作为自家的工具，把国库作为自家的私产，把人民当作奴隶。于是全国离心，已成分崩离析之象。”以致于“共的势力在社会上在实力上只有增而无减。”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环境中，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一，中国有所谓租界，在租界未取消一天，则一切政治犯都能得其荫庇一天。二，中国各方面的利害不一致。三，中国迄今并未统一，所以法令不能普遍有效。四，中国各地方情形不同，不能有一律办理的对付方法。五，中国的社会组织太散漫，无从稽查。六，中国的人传统观念是扶弱抑强，对于坑杀异已的方法无不是暗中反对的。七，中国人向来对于当局不易起信仰，所以难得人民与政府合作。因此我们以为这是很明显的：即异已苟不能彻底排尽，则一党决不能独据领导权。”所以，要实行一党专政，消灭异己，根本就办不到。
国民党为了消灭异己，不断进行内战，不仅消耗了国民党的实力，也使国家的元气大伤。他说：“其实连年的内战都是政府酿成的。我尝说北洋派有皖直奉之战，所以北洋派亡了；国民党有蒋桂阎冯之战，国民党在实质上已经亡了。……日本对华的野心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况又有济南事件示以预兆。这时候当国的国民党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如何自己振作，其实即使十分小心，百分振作，亦难免对日不生麻烦，顾乃不然，不旦政权到手，便得意忘形，对外是一味胡闹，对内是尽力内讧。终日打主意想收拾异已，于是造成接连的内战。把全国财力都用于军费，把国家的原气，戗伤殆尽。当此疲敞已极不际，日本自然乘机而入。谓国民党替日本人造机会，谁曰不宜？”正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给日本入侵提供了有利时机，使之得以乘虚而入。
对于一个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党，张东荪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同时又给它指出了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必须顺应民意，改变自身性质，调整内外方针。
第一，张东荪认为，国民党目前要想自救，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尤其关系深的军队，不妨把杂牌军队暂时除外）与所有的党员都立刻站在和十九路军在上海时的同地位便行了。”即进行抗战，以抗日的名义统一国民党，赢得人民的信赖的支持。他说：“我敢说如其国民党全党都和十九路军一样，则全国的人民，无论其中有多少反党的人们，都得跟着走。即连共产党虽心中不愿意，亦没有法子不跟不走。”国民党必须把他军队与有资格的党员统统站在最前线去抵抗，国民党方能把他的整个的党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