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的“小集团”，令人震惊的“叛国”案
民盟是一个代表中间阶层利益的政治联盟，它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少矛盾。1947年10月民盟被迫解散后，沈均儒、章伯均、周新民、邓初民等人在香港秘密活动，于1948年1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宣言》和《政治报告》。宣布不接受民盟总部被迫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宣布重新建立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会议决定放弃“中间路线”并对它进行了批判，表示要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民盟历史上政治态度和观点发生重大转变的会议，而民盟内部对于这样的政治转变存在着一定分歧；同时，围绕着解散民盟总部的责任，民盟领导内部也存在着一定误会。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狭隘性，民盟中央内部罗隆基与章伯均的政治分歧和矛盾也日益突出。罗隆基因感到自己在盟内受到了排挤，开始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小集团，排挤救国会的沈均儒、史良及第三党的章伯均等人。到1949年秋，这个小集团主要包括：张东荪、曾昭伦、潘光旦、刘王立明、周鲸文、范朴斋、叶笃义等人，经常在刘王立明家、罗隆基家中聚会。张东荪平时都住在城外燕京大学，而一旦进城开会，不便赶回，就住在外交部街1号长子张宗柄家。每当此时，罗隆基等在城里住的民盟领袖便在这里聚会，这里俨然也成了“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据点。
张东荪由于与罗隆基、叶笃义等人历史关系，自然也属于这一集团的重要成员，但实际上他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他对盟内的名利也不感兴趣，即使对政府中的名位都无所谓。对此，与他相知甚深的叶笃义说：“罗隆基注视人事安排，而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府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民盟内部“罗隆基小集团”与章伯均等人的矛盾，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时便公开化。
一届四中全会前夕，罗隆基虽然想排斥救国会，但沈均儒在盟内外威信很高，罗只好将矛头对准了章伯均。对于当时的矛盾，四十多年后，楚图南回忆说：“当时民盟内也确有一些争论，而且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责任，以及有些民盟领导人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相当不一致。此外，罗隆基当时还力图在民盟领导层中排斥救国会的同志。”这样，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一批盟内一些领导，如刘王立明等都想撂挑子。“由于对这些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这当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关心。当时李维汉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民盟内部出现的意见分歧十分重视，”他们出面调解章伯均与罗隆基的矛盾。12月中旬，周恩来陪毛赴苏前夕，罗隆基和张东荪请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地点约集民盟领导人谈盟内团结问题”。由于有人从中挑拨，张东荪与罗隆基却没有到会。周恩来对张东荪和罗隆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表示：“你们的团结问题解决不好，我出国都不放心”。
除了周恩来曾对罗隆基做了规劝外，毛泽东还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临行的前夕，邀请参加民盟四中全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据楚图南回忆：“毛主席在谈话中十分幽默，很有风趣地讲了《三国演义》上古城会的故事。毛主席微笑着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有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了界限，张飞于是向关羽开门迎接，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毛主席就是用这样通俗的故事，化解了民盟内部的争论。”
由于中共的调解，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很快转变为到对罗隆基亲美路线的批评上。在新成立的民盟中央机构中，张澜为主席，沈均儒为副主席，张东荪与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马叙论、史良、彭泽民、周新民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民盟实现了以张澜、沈钧儒为核心的团结，内部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
1951年后，先是反苏的刘王立明受到批判，接着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叛国事件”揭发出来。这样，以罗隆基、张东荪为首的民盟内部小集团便无形中瓦解了。
张东荪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然想保持其独立的思想和自由。为了工作方便，中央专门政府决定给他一些较优厚的待遇，他基本上拒绝了。他坚决表示不再担任其它行政职务，但仍然保留燕京大学教授；他仍住在城外燕京大学朗润园178号，不搬进中南海居住；考虑到既要在燕京大学上课，又要经常参加在城内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他同意中央给配备小车和司机，但拒绝中央派给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所以，有一次毛泽东宴请张东荪和张溪若，又劝他们说：“中南海里盖了房子，是不是搬进来住？”二人均辞谢。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是要自力更生呀。”
建国初年，民盟与其它民主党派走上了与中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而张东荪的思想却逐步消极起来，他不满意民盟内一些人对中共的亲近态度，经常私下里发些牢骚，认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还很不民主和不自由。1951年7月中共建党30周年大庆时，民主党派的领袖们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和庆祝文章。而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此时更是拒绝写这种“庆贺”性的官样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表示自己对中共拥护的态度。但张东荪声称要保持自己的“沉默的自由”。他又说：“燕京大学里骂司徒雷登的所有东西，司徒雷登都会知道的。”在叶笃义的再三相劝下，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卅年艰苦忆长征，抗暴援邻举世惊；今日万方齐颂祷，献辞我亦为苍生。”
但无论如何消极，张东荪在内政方针上与中共并没有很大的矛盾。而他与中共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根本不赞同中共执行的“一边倒”外交方针。
建国后的张东荪，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上美苏冲突及对中国的影响问题。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亲美”和“恐美”思想，所以极力避免中国与美国直接对抗。中国与苏联结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以和平相号召，但张东荪仍却认为事实只会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引起战争。他认为，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世界大半毁灭，人类前途极为危险，中国受到的灾难更大。根据他的分析，世界大战结果可能有三：一是苏联、中国等和平阵营全胜，张东荪认为此种可能性很小；二是帝国主义阵营全胜，这是张东荪所害怕的，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三是两败俱伤，这是最有可能的。所以，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反美亲苏、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自1949年初与毛泽东因为“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已经感到不可能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便本着其一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不想与美国对抗，希望美国不要将战火烧到中国来。张东荪认为，假如真的如此，张东荪等中间人士或许有活动的余地，他所倡导的“中间路线”也有复活的希望。如果能与美国先拉上关系，劝说美国不要进攻中国，这是对中国有利的；万一不幸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则张东荪还可以保持中立立场，以“调人”资格调解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正是靠着这种调和立场和主张，他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立了大功，为什么就不能在国际上再次运用，调解中美关系呢？假如不幸而成功了，这岂非是自己晚年政治上的一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东荪与碰到了与美国方面有联系的王志奇，希望通过王志奇来建立与美国的联系。
在抗战时期，张东荪曾与他的学生姚克殷同坐监狱，姚介绍一个叫王志奇的给张东荪，说王与苏联方面有关系，可以合作。1945年张东荪所办的《正报》，就是由他出资。《正报》被迫停刊后，两人便很少见面。后来王来看望张东荪时说，自己本和苏联方面有关系，但现在又与美国方面也取得了联系。大概在此时，王志奇又秘密做了美国特务。北平解放后，王在天津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1950年初，他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听后，认为自己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惧怕世界大战果真要起来了，便对他说，“我想多知道一些，以后如有重大的消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呢？”随后，王又向张东荪强调：仗是绝对打了，美帝正在加紧准备，半年后随时可以发动。张东荪听后，感到世界大战必起，战争一起，中国便是牺牲品。这样，张东荪从其一贯坚持的中间道路立场出发，便想充当调解中共政权与美国冲突的中间人。他对王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王志奇表示同意。
这样，张东荪以后又与王志奇会过几次面。张东荪曾问他是不是已经将自己的话传达给美国国务院，而王只回答保证传达到。这样，张东荪便很轻易地相信了王志奇，也引起了他的在外交上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希望。当王志奇问民主人士的态度如何时，张东荪为自抬身价，也想让王知道自己的神通广大、有前途，便拿出一个政协名单给他，其中可以与张东荪合作的若干人用笔勾出。有一次谈到国家建设，张东荪说:“在国家预算的收入总数中，工商税占百分之三十几，你们的商业还有前途。农业税占百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与美国特务接触本身就是不允许的；而张东荪却幻想依靠他作为媒介，打开与美国的联系，为将来自己再次充当“调人”来缓解美苏关系，化解中国与美国的冲突，现在看来是何等的幼稚与可笑。数十年来一直没有直接干政治的张东荪，即使再没有行政经验，也会明白，他所讲的这些情况在当时应该是国家的机密，它出自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口，可能会被王志奇收集起来，作为情报送给美国的。但张东荪在调和美国与中国关系、避免中国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思想指导下，看来并没有想这么多。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叛国”，更不会认为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张东荪因这些罪证被指控为“叛国”、“美国特务”时，虽然他对自己表示对无意中泄露国家机密负责任，并请求处分，但却从不承认自己真的叛国，更不承认自己充当美国特务。
1950年7月，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国际形势正如张东荪所预料的那样严重起来。中国也在酝酿出兵参战问题。张东荪坚决反对中国参战，并表示要力劝毛泽东放弃这种打算。对此，叶笃义回忆说：“1950年8月里，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后，我偶尔一次看到梁漱溟，梁对我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我马上跑到张东荪那里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等到大战打起来以后，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他的这个所谓‘进言’，就是建议放弃‘一面倒’的外交方针。我当时极力阻止他，我说那是绝对不能谈的。”这说明，在新中国的外交方针问题上，张东荪与中共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当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直接与美国对抗时，张东荪感到此时没有调解中美关系的希望，便劝王志奇：“时局紧了，我劝你离开此地，从此不再干这种事，还是只在政治方面努力，设法使美国不毁灭中国，则我们大家都有前途。”这样，王志奇便离开北京到香港去了。张东荪感觉到王可能是个骗子，此后，便断绝了与他的联系。
然而，张东荪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与王志奇这几次谈话，不仅没有达到利用王打开与美国关系的目的，反而被王利用：王将张东荪的话作为难得的“情报”，提供给美国。这些此后给张东荪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952年1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北京各高校也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作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参加了在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活动。当时，燕京大学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
对于这场运动，张东荪开始便存在着一个错误认识：他从旧民主的观点，对于检讨很有反感，以为这是中共控制思想、破坏人权的运动。所以，他对运动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也有蒙混过关的想法。2月8日，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张东荪开始作第一次公开检讨，一方面检讨了建国前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讲了自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检讨后，便有人指责他检讨不老实，企图欺骗群众，向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这样，张东荪被迫在燕京全校师生大会上，又作第二次、第三次公开检讨，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历史上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思想动机；亲美思想及抗战时期在北平与日伪、解放战争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同时也讲述了自己支持革命、与中共联系的事实，但每次检讨后，他的态度都被指责为不老实、不诚恳，批评他隐瞒了自己反革命活动。
民盟燕京大学分部将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为“一亲四反”，即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结论是封建买办、投机的政客。他们收集许多张东荪在解放前及建国后思想上、经济上、行动上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题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并在《燕京校刊》出版专号，公布于众，供人们批判时参考。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燕京大学区分部委员会决定：通告全盟揭发张的罪行，并与其进行斗争。随后，北京市支部、燕京大学区分部全体盟员，致函北京市支部，转报总部，要求撤销张东荪一切职务，并责令其认真反省，向人民低头认罪。1952年4月，张东荪致函张澜和沈均儒，表示自己已经在检讨思想问题，如果群众不满意，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随后，张东荪在张澜家与沈均儒、章伯均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徐冰等人进行了一次谈话。张东荪表示深自悔悟，认为燕大发表材料也有不是事实，如单独见魏德迈等。沈均儒同意张东荪请假反省。这样，民盟中央召开第25次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停止张东荪盟内一切职务，认真反省，彻底检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