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认为，中国纯粹采取民主政治，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民的智力和道德不能有实质性增加，“吾民无立宪之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将国家托命于“此辈无立宪道德之庸众之手，则政治前途必不能有进步。”但如果纯粹实行议会政治，也是不行的，因为人民的知识和道德程度仍然不够。议会政治所需要三要素，如选举人互相信任、有冷静头脑、有理性判断等，中国一般民众并不具备。那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便是“贤人政治”，“吾中华民国之国本当在贤人政治。”
所谓“贤人”，就是社会上“贤俊”之士，有知识有能力同时又有很高道德程度的人士，与它相对的是“庸众”。所谓贤人政治，就是使这些贤俊之士执掌政治，即“所有之贤者悉集于上，而不肖者安于下，且此贤者起而为国家之重心，社会之斗南，国家之大命即托于此一部分人士之手。”他认为，政治的大忌，一是世袭的专制，二是无知的庸众同预政事，前者流为少数人专制，后者成为庸众政治。“贤人政治”与两者都不同，是介乎两者间而又吸收两者优点的政治运作方式。对于这种政治，张东荪说：“贤人政治者，由积极言，以国内一部分贤俊是而支掌政局；由消极言，一班人民对于贤俊，非惟不阻挠其活动，抑且敬服之，常能认识贤者，举以任事；由法度言，权力分立之形式具，凡立宪政治与民权制度无一不备，使所有之人于法制前，皆有发展其个性之平等机会；由社会言，则一班通常之人，必具有崇贤任能之德，虚衷顺从之性，一方面又常能辨别贤愚，凡贤者所为皆盾乎其后，俾其力厚而功伟；他方面则不为非分之争以停滞政治之进行，而召内部之分裂，此贤人政治之大概也。”他强调，贤人政治不是一种政体，只是一种政治的运作方式，“即以贤者运用政治也”。
可见，张东荪最初提出“贤人政治”，其动机是为解决如何使政治运作更合理、如何提高行政效率问题。在当时民众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他反对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认为那样只会导致一批庸众执政，降低行政效率，带来政治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所以，只有将政治托付给那些“贤俊”之士，由他们来执掌政权，才会避免像袁世凯统治时期那样的腐败与无能。从表面上看，张东荪反对实行民主政治，似乎是一种思想上的退步，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并没有否定人民的各项权利，他主张“贤人政治”，是在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提出的，承认人人都有发展个性的平等机会，国家的主权仍然属于人民，只不过将政治的具体操作权交给少数“贤人”而已。
1917年11月，经过反复的思索，张东荪将民国初年形成的“贤人政治”思想逐步系统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贤人政治》，进一步阐述了“贤人政治”的政治主张，使这一主张更具理论色彩。他在解释写作该文的动机时说：“此篇乃著者十年来思想上之产物也。辛亥之岁，曾函告友人，与相辩难。其后以民权论之狂澜日高，不愿以此挑战。迨丙辰（1916年），审国人已饱受苦痛之教训，破迷知返，遂稍稍揭橥其旨于杂志日报。虽多反响，而颇见赞成。以为此乃适当机会，可以讨论矣。”
张东荪把政治思想上支配国家政治的根本原理，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庸众主义，即民主主义，二为贤能主义。他将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的区别概括为：庸众主义为多数决主义和代表主义，贤能主义为少数决主义和自由意思主义；庸众主义为平等主义和单调主义，而贤能主义为等级主义和复杂主义；庸众主义为非个性主义和齐进主义，而贤能主义为个性主义和率引主义或保育主义；庸众主义为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民主义，而贤能主义为社会本位主义和国家主义；庸众主义为旧进化主义、功利主义和空想主义，而贤能主义为新进化主义、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
在张东荪看来，庸众主义，就是近代平民政治，发源于希腊，其能够实行，有特别原因。一是雅典为城市国家，其范围甚小，容易统治。二是有少数杰出之士，非真听命于群愚也。所以，他断定：它是“希腊雅典人之特产物”，近代以后培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作了进一步发挥，便成为近代民主政治。并且近代平民政治，只是“庸众主义之程度的实现”，“皆为有限之平民政治”。
张东荪通过对近代所实行的“有限的庸众主义”的分析，对民国以来中国所实行的西方式议会政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断定：“以近代采取平民政治之诸国之历史为证，则但见其弊，不见其利。”这是因为：
第一，议会是“代表民意的机关，但国会议员“以私利为前提，措国事于腐败，或卤莽灭裂焉，或费时偾事焉，或议决不利国家前途之法案，或打消福国利民之政策。”所以，议会制度“自国家言，则不足以谋福利；自民德言，则奖励罪恶，风俗日娱；自民意言，则多数垄断，紊淆是非，政党操纵，无复自由；自政治言，则一切进行，必多停滞。”近代国会制度“堕其信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居于重要地位。
第二,政党是议会制度不可缺少的，为“运用国会与内阁者也”。然“政党之弊，不可枚举”。政党政治必须依靠“多数之金钱”来运作；而其金钱取得的方法“要不离乎秘密与黑暗”，所以，猖獗、专擅、自私、轻率等等恶德，“皆与党俱存”。由于政党是代议制度所必需的，那么这样的恶德和弊端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国会制度丧失信用，主要是由于“党弊”。
第三，选举是表达民意的手段，即“所以宣达民意者也”，但选举制度的施行，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卖买”现象，“不惟选举不足以代表民意，抑且反致民德日堕于卑劣也。”人民选举代表，不是以人民为本位，而是以政党为本位，便使选举制度“其间不能无贿赂，不能无轻率。”选举制度同样弊端丛生。
由此，张东荪得出了结论：“庸众主义所有之诸制度，皆不免于有弊，其弊乃与制度俱存，无法除免”。
张东荪指出，由于“庸众主义”存在着种种弊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政治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庸众主义和平民政治遭到思想家的批评，出现了一个“平民政治之反动时代”，“贤能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性政治思潮。
他认为，贤能主义的先驱者是柏拉图，故贤能主义，也叫“柏拉图主义”。其基本思想体现在他所拟定的《理想国》中，就是“以具有特别高深教育之一阶级为中坚，常使其勿堕；严立登庸制度，以继其后。同时使此具有特别教育之中坚阶级，与军队合为一体，则有精干忠勇者，以捍卫邦国。”所以，国家之成立，“必赖有一专以政治为职业之阶级，具特别教育，致有特出之才能，与独厚之操守，专以发扬国力为天职，百计以强其国，不暇他顾。盍国家之强，与其自身有密切之关系也。”实际上就是主张“专家政治”。
张东荪认为，“一国政事之进行，恃贤能主义；而群众之安宁，则恃庸众主义。”所以，必须将两者调和好，用贤能主义提高政治效率，以庸众主义宣泄民意。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一是如何“焕发其贤能”，二是如何“宁息其庸众”，处理好了两者的关系，便会达到“夫贤能导靳于上，群生安息于下”的理想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张东荪调和“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提出了“贤人政治”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专职政治与议会政治并行是已”。
张东荪指出，专职政治有两个要素：一是官吏，二是军人。“苟全国之人才皆入此二途，政治未有不修明者也。”他认为，官僚政治带来了许多腐败和不良弊端，但却不能说官僚政治就完全不足取。随着庸众主义的破产，西方各国开始走上“官僚政治”之路：德国所以强大，是由于“第一等人才咸入官署，或为军人也”；“英之所以强，乃正赖专职政治也”；“美之所以有今日者，纯恃此专职之政客，以政治为阶级，得展特长耳”。“专职政治”的长处在于，“一方既有才能，足以发展，他方付以权限，无所阻挠，”使国家政事，托命于“专职之一阶级”，此阶级“隐然为国家之柱石”。
如何实行“专职政治”？张东荪提出，“专职政治之养成，第一在有一定阶级之官僚，第二在造精练之军队。”而这两件事，“又必恃国内本有之特别势力，本此固有势力以改善，足以造成善良之兵队，亦足以陶育专职之社会。”这就是说，必须依靠国内已经形成的“本有之特别势力”，国家的兴亡，就寄托与此势力身上。“兴亡之机，唯在固有势力之自觉与否而已”。张东荪此处所谓的“固有势力”，显然是指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势力。他认为，此“固有势力”应为“政治的中心”，“贤人”应该聚集在它的周围。张东荪不主张推翻“固有势力”，认为“推倒固有势力，乃谬计之尤者也。”只主张用改良的方式对于“固有势力加”加以警告，促其醒悟，“力自振作，趋于日新”。
张东荪认为，议会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一个机关，但在政治上，应该成为宣达社会上各种意见、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不可缺少的机关，起一种“宣泄社会上各种意见之作用”。所以，他主张“议会之职守，在为社会陈情，使在上者与在下者常得沟通，而无隔阂。”使它成为“社会之缩型”的民意机关，而不能成为政治的中心，因为政治的中心在于“固有势力”，“即务使一等人物由固有势力继承而出。凡优秀之最者，悉入固有势力之系统下，为政治之中心”。议会的作用只是“为社会陈情”，最多也只能“以政治之镜鉴，补政治中心之不足”。正是由于议会变成了“为社会陈情”的民意机关，所以，议员便成为民众宣达意见的“委托者”，而不是政治上的“代表者”。这样，自然克服了过去“议会政治”的种种弊端。
利用“议会”作为纯粹的民意机关来宣泄民意，利用“专职政治”提高政治运作的效率，将政治的中心由“议会”转移到“固有势力”，使“贤人”集中在“固有势力之系统下，为政治的中心”。一方面，“有以政治为专职之一阶级，隐然为社会之中心，国家之柱石。具殊特之经验,受独有党教育,自成一系，忠勇为国。”另一方面，“则设庶议之机关，使外此一切社会上之意见，得藉以宣泄，且收稽查之功。”这样，政治常进，幸福日增，中国便成为“贤能导引于上，群生安息于下”的“最良国家”。
张东荪对议会政治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他也的确发现了议会政治的种种弊端。从民国初年主张立宪共和，赞同议会制度，到对议会制度怀疑和批判，是张东荪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民国初期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尝试过程出现种种弊端，民主制在西方国家的破产，对北洋军阀势力的幻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一次次破灭的现实的刺激，降低目标、委由求全的资产阶级软弱性，成为张东荪提出“贤人政治”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贤人政治”的主张，是张东荪政治思想的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政治要求，企图通过对“固有势力”的某些让步和妥协，换取一些资产阶级“贤人俊士”参与政治。也正是由于他抱着对“固有势力”的妥协态度，他才会主张“贤人俊士”集合在他们的系统下，通过对固有势力的“改善”来缓解政治腐败和行政上无能的状态，才会不赞同打击“固有势力”的企图。
当然，应该看到，张东荪的妥协是有限度的，并没有超过其原则。他尽管对近代民主政治和民主主义进行了批评，主张将政治托付给少数“贤人”，但他并非要牺牲人民的各种权利，相反，是以承认和保持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为前提的。他曾说：“政治上有格言曰：人民之政府，即为人民而设之政府，亦即人民而成之政府，此庸众主义之所诠也。而柏哲士易之，曰：人民之政府，即为人民而设之政府，亦即由人民之秀者而成之政府；此贤能主义之所诠也。二者之不同，仅限于此。”由此可知，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贤人政治与民主政治，其精神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政治机构的具体运作上的不同而已。实际上，自动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感到要对近代的“议会政治”进行修改而已。张东荪对“议会政治”的修正和补救，到30年代便发展为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
张东荪是民国初年非常著名的、有独立个性的政论家。他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当时思想界、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并没有对现实的政治产生应有的效力。他所提出的“贤人政治”，也同样不会被“固有势力”——北洋军阀政府采纳。随后，研究系又在国会大选中惨败，张东荪等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共和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1918年12月26日，梁启超游欧前在上海与张东荪等研究系骨干会晤。他后来回忆说：“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从此，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便彻底告别了政治活动，开始致力于文化事业和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