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条约，1919年英国政府将终结从印度出口鸦片到中国的政策。然而，因为鸦片的利润如此巨大，中国国内又有庞大的需求，走私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上海同样成为鸦片走私的最大基地。当时经营鸦片烟的生意掌握在“潮州帮”手里，因为本身做的是黑色生意，他们不得不接受黑社会的保护和勒索。就是如此，他们走私的鸦片在路上也经常被不同的帮会劫夺了去，这就是“抢土”。被抢得多了，烟土行不得不花一大笔钱请这些抢土的帮会分子来“护土”，有如请原来的劫匪来“护镖”。有种说法是，这些后来被烟土行“招安”的黑帮人物，先后有两拨，被人称为“大八股党”
和“小八股党”，大八股党的首领是英租界的沈杏山、季云卿、杨再田等人，“小八股党”的总头领即是杜月笙。
黄金荣的手下暗中也参与“抢土”的生意。入黄公馆不久，杜月笙就碰到这么一桩自家人做“抢土”生意出差错的事。那天入夜了，黄手下抢土的人回到公馆，就大呼小叫开了，说是已抢到了一大麻袋的货，哪知断后的人都先回来了，那运货的却还不曾到，看情形，路上出了差错。此时黄金荣外出，带走了那几个平时负责动刀枪的手下，家中管事的只有桂生姐一个，而涉及烟土的事情，向来是刀口舔血的事情，一般的小伙计是派不出去的。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计从何出。这时候，只见杜月笙不声不响走出来，低声认真对桂生姐说：“老板娘，我去跑一趟吧！”桂生姐一听，瞪了他一眼，深感意外，但转念一想，杜月笙也是混过江湖的，眼下十万火急，别无善策，就同意了。于是杜月笙神情专注地问清了运货人要走的路，便拿了一支手枪匆匆出去。
成名很多年以后，杜月笙有时会对朋友回忆起那一晚的精彩：他一边坐黄包车在街上飞驰，一边也飞快地动着脑筋盘算：这人既然敢于黑吃黑，他要么就是来头大得可以和黄老板叫板，是有意为之，要么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临时起意，铤而走险，想钻空子发横财。前者可能性不大，因最近还没有这股苗头。如果是后者，那这人决不会吃了豹子胆，贪图“灯下黑”，呆在法租界，因为这是黄金荣的地盘，他这巡捕房督察长可不是白做的。但是，现在他也不敢在黄浦滩上满街乱跑，因为他心慌意乱之中，带一麻袋烟土，一来太扎眼，二来，想跑也跑不动，此人必定正在慌忙找藏身之处，不可能跑远。此外，当时上海县城的城墙还在（城墙在1912－1914年间被拆除，铺成了马路），一到夜晚便四门紧闭，偷烟土的人也进不去，而法租界他又不敢来，那么，这人肯定是在往英租界跑了，而这条路八九不离十，就是去洋泾浜的路。
洋泾浜是法租界和英租界接界处的一道小河沟，浜南是英租界，浜北是法租界，沟后来成了臭水沟，就填沟为路，即民国时期租界的爱多亚路，现在改名延安东路。
在赶往洋泾浜的一路上，杜月笙都睁大眼睛，左右扫视，搜寻可疑人影。
猛地，他发现前边有一部黄包车，走得很是吃重，八成这车里拉的就是那个偷烟土的人。因为一麻袋烟土有一百多斤，再加上那个偷烟土的人，拉车的人力气再大也跑不快。他捏紧了枪，悄悄叫自己的车夫赶紧抢到那辆车前头去，一下子别住那辆黄包车。只见杜月笙一纵而下，将枪口指着车上那人，颇为镇静地说：“弟兄，你失了风！快下来吧！”那人一看这架势，顿时魂飞天外，抱着那一袋子烟土，呆在车上竟傻了眼。
看此情景，杜月笙心中马上踏实不少，因为他已经知道此人手中无枪，否则，他就会搂头放枪，哪会如此六神无主。于是，他放心转头去劝那个车夫，交代他这是黄金荣黄老板的事，本和他无关，现在只要再走一程，把车拉到黄公馆去，就赏大洋。那车夫一听是黄老板的人，加上有银洋赏赐，怎敢不听，于是，掉转车头就往黄公馆拉。车上那人一听，如五雷轰顶，连忙哀求杜月笙，请他高抬贵手，留他一条生路。杜月笙却说，你跟我回去，桂生姐最多把你臭骂一顿，不会要你的命，现在要走，我却保不了你的命。
于是杜月笙押着一车、一人和一袋烟土，紧赶慢赶回到了黄公馆。果然，看到烟土一两不少回来，桂生姐转怒为喜，在对杜月笙赞不绝口之时，也没有收拾这位贪念横生的手下，只喝令他滚出上海滩。
经此一役，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急遽飞腾，迅速蹿升为黄金荣的心腹，从此，黄金荣让他参与掌管自己控制的鸦片生意。
随着杜月笙对鸦片走私涉入越来越深，他控制鸦片走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肯再甘居大八股党后头拣零食了。大八股党入道很早，经营有年，他们早就以金钱开道，串通了上海的诸多缉私机构，如水警营和缉私营，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让他们对鸦片走私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到后来，他们从地下走上了台面，公然向烟土巨商大量收取所谓的保护费。潮州烟土帮的阔佬们虽然不得不从，但从此以后其生意有了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烟土买卖就合法化了，花钱买个平安，也算有一得，这也可以说是“招安”
了这帮抢匪。
但二十年代前后，在黄金荣的支持下，杜月笙等人存心扩大自己在鸦片走私上的“话事权”。他认为，我们法租界自己的人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办法，是去煽动和胁迫法租界的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造反”，改换门庭来买小八股党的货。因此杜月笙的小八股党和大八股党火拼得很厉害。
英租界禁烟的日期越来越近，“潮州帮”烟土商在英租界所开设的大土行迟早有一天要关张，早就想另谋他就，而上海滩只有华界和法租界敢继续收容这些烟馆。深明“有土斯有财”的道理，对巨额利润觊觎已久的黄金荣早已心动，想趁机把英租界的烟土生意完全揽到法租界来，就可以坐地分赃了。于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法租界的势力和沈杏山等英租界的势力约好“吃讲茶”，解决地盘问题。在倚虹楼最好的雅座里，黄金荣请沈杏山赴宴。
据说，这次讲茶喝出火来，双方差点当场火拼。说是黄金荣出了电梯，见了沈杏山，劈面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沈杏山眼冒金星，回过神来就要动手，被他的手下死命抱住，他手下连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说黄老板您请先回，我随后来登门拜访。这位手下果然第二天登门拜访，和黄达成协议，并且将一辆崭新的汽车连同司机一起送给黄金荣。
沈杏山斗不过黄金荣，而且手下也不愿为他卖命，所以在1923年左右，将法租界的“护土”生意拱手让与黄金荣一派。因为怕黄金荣斩尽杀绝，他有段时间还离开上海滩避风头，许久不敢露面。
垄断了法租界的市面、排挤了英租界的势力之后，不数年，黄金荣、杜月笙和金廷荪等人合股成立了一个三鑫公司。这个公司对外宣称是开发房地产，实际上是包揽烟土贩卖生意的烟土垄断公司。公司的幕后老板无疑是黄金荣，但黄有公职在身，当然不便公开出面，所以实际拿主意的是杜月笙，经理是金廷荪。金廷荪是浙江宁波人，精明强干，极会理财。他进黄公馆的门要比杜月笙还早，很受黄金荣的器重，他与杜月笙，都是黄金荣身边的心腹大将。不过，当时的杜月笙，演的还是“武生”，不似后来成为了“摇扇子”的角色，而金廷荪则自始至终演的都是“文戏”。后来，上海滩另一“大亨”张啸林加盟三鑫公司，使得三鑫如虎添翼，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
张啸林是杭州人，本来混迹杭州，在当地名气已经相当响亮。说起来，此人还是个读书人出身，肚子里也有几点文墨，不像黄、杜出道的时候斗大字不识。他年轻时入过浙江武备学堂，后来退学。早年也在上海滩混过，只是没有混出名堂。但二十年代初期，张啸林重返沪上，打算来大干一场。
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
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在北方，他的一干北洋部将纷纷自立山头割据一方，计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的直系，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的皖系，以及“绿林大学”出身的张作霖奉系；在南方，有西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几股地方势力，他们的出身则大多是当年的革命党同盟会，或名义上需借重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历来反对袁世凯的北洋系。中国的政坛就是这些人和他们操纵的国会在合纵连横，散布乌烟瘴气。当时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由松沪护军使上任浙江督军，由卢系大将何丰林继任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名义上受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管辖，而实际上则事事听命于浙江督军），刘春圃任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而这些人都与张啸林有很深关系，浙江省省长更是他浙江武备学堂的铁党。这些人在台上，无异于给他张啸林指明了一条路：沪上风景正好，风云更待何时！
当然，他也懂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在上海滩另开码头，此事甚难，唯有争取黄老板、杜月笙的合作，方可事半功倍。于是他就来拜码头了。
说起来，黄金荣开始并不怎么高看张啸林，而杜月笙则从他的言谈中看出其背景深厚。于是，杜月笙劝黄金荣重用张啸林。其道理如下：第一，张啸林会说普通话，当时左右上海的政治势力，除开外国，就是北洋军阀，而他们大多是北方人，和这些人打交道，讲上海话不灵光，得有一个这样的场面人物来交结北洋要人。第二，张啸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卢永祥、何丰林手下的军警要人，皆为浙江籍。张啸林和他们熟络已极，人情往还，不作二选。经杜月笙这番分析，黄金荣对张啸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为他正要找一个能与浙籍军阀沟通的人物，以保护鸦片走私生意。
当时的鸦片种植及其税收，已经成为军阀的摇钱树，也是他们必欲控制的生意。1925年的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和奉（系）、孙（传芳）之战，实际上是为争夺上海的烟税控制权的较量（所以齐卢之战被时论讥为“小鸦片战争”或“第三次鸦片战争”），湖南军阀为湘西大打出手，也是为那里一千万元的烟税。表面来看，这些军阀开仗的理由，今天是“护法”，明天是“统一”，但如时论所言，“所谓护法者，不过各护其烟，所谓统一者，亦不过志在统一卖烟。”在这种局面中，寻不到军阀靠山，黑帮是不能顺利走私鸦片的。
杜月笙说服了黄金荣后，立即找张啸林会谈，并把张引为生平知己，从此两人即成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局面。张啸林既已入了杜、黄一伙，又领了杜月笙的大笔交际费，便去找卢永祥、何丰林关说，促成了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这一来，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势力骤然大增。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要大干一场了。
从杜月笙操办三鑫公司的运作来看，他实际上具有高明的政治眼光，对于当时的政治变局与自身利益得失的关系心知肚明，并且懂得利用这种格局变动牵涉的关系变动。“关系”，始终是他势力的基础。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行事方式，就是“有财大家发”。虽然做抢土生意时，也不得不和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他不愿意长此打拼，而是愿意和原来的大八股党“合伙”，这是他和黄金荣大不相同的地方。他愿意“经营”，而不愿意赤裸裸“争抢”，虽则经营也不过是更高级的争抢。经营与赤裸裸争抢不同的是，前者所依赖的，是运用和营造“关系”。可以说，每一次他营造出一道关系，他的势力就增加一分。他结纳利用张啸林，使得他在鸦片走私上具有一统上海滩的局面，就是很好的说明。同样，他的势力深入英租界也是通过寻找、布局人脉来完成的，此事可供一说。
让出了“护土”的生意后，沈杏山“避风”回来，已经有些灰溜溜的景况了，在上海滩风光不再。这时杜月笙却主动出面和沈杏山握手言和，继而在杜月笙的撮合下，沈杏山和黄金荣反而结成了亲家，于是沈杏山对杜在自己落难时不赶尽杀绝反而拉他一把非常感激，就此被杜月笙彻底收服，这是杜扩大在英租界影响的一步棋。
同样被他收服的另一位英租界大亨是赌场老板严九龄。他们交结的缘由，也是一桩趣闻。话说，杜月笙有个开山门的徒弟，绰号“宣统皇帝”
的江肇铭（因长相颇似末代皇帝溥仪），某次上严老板的赌场，“宣统皇帝”
输得急了，硬是找茬说赌场作弊。严九龄查清江某人不过是杜月笙的徒弟，气不打一处来，他是“通”字辈人物，杜月笙不过一“悟”字辈，他的徒弟都欺负上门了，这口气咽不下。他当场换了脸色，冷笑一声说，看来我这场子是开不下去了，送客！这就是等着他的师父出头（自己不能“以大欺小”）火拼的意思。江肇铭自知闯了祸，大惊失色跑了。别人将此事传给杜月笙，杜月笙一听，也是一惊。
他此时不过是黄金荣的手下，而严九龄当时是和黄金荣一辈的人物，势力也不小，不会善罢甘休。但杜月笙的机智又一次使他渡过了一劫。他迅即将江肇铭找来，同时以最快的速度筹了一笔不小的钱，领着徒弟来到严家，给严九龄负荆请罪，自认管教不严，奉上一笔钱赔偿赌场的损失，恳请严老板开张营业，到时自己一定邀一帮朋友来捧场。话说得不卑不亢，落落大度，也不怕场面。
严老板一看，人家在搭台阶，自己不顺台阶下，要大动干戈似乎也有点小题大做，于是此事揭过不提。杜月笙最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让黄金荣出面，替他收拾这场面，而是单枪匹马与英租界的大亨讲和了这件事。这一来不给黄金荣添麻烦，二来给黄金荣造了一个势，使人知道黄某人的手下，现在都可以和英租界大亨“讲斤头”，则黄某人自然高人一等，再次，这件事展现出来的魄力与机智，使得杜月笙具有了从黄公馆独立出来的实力与声望。
虽然避免了火拼，严老板却还是被得罪了，严对杜自此心中存了芥蒂。
几年后，杜月笙想将自己的势力从法租界往英租界推进，需要笼络严九龄，几次邀严见面吃饭，严都婉拒。事也凑巧，不多久严九龄有位做军阀的朋友来沪上，住在英租界，却对法租界的洋场甚为艳羡，于是托严老板安排一下去法租界游玩几天，想交几个那边的朋友，尤其想结识杜月笙——这时候杜月笙已经在全国军政圈子中有了“非常够朋友”的名气，各类混江湖的人都以结识杜月笙为荣。
严九龄当场答应下来，名为上海滩“大亨”，连这点事都做不到，岂不塌台？但他心底却直叫苦，因为法租界已经完全是杜月笙的地盘了，没有杜月笙捧场，在法租界哪有什么有意思的场面。自己以前不给他面子，这回连口都难开。正在为难的时候，杜月笙从别处知道了严九龄的窘况，却主动给严九龄送来请帖，邀请严老板和他的朋友赏光，来法租界一晤，到时一定请法租界的众多场面人物捧场，为严老板的朋友接风。严九龄接到这一请帖，真是又喜又愧，也不得不对杜生了敬佩之心。从此之后，严九龄与杜尽释前嫌，成了杜月笙人际关系网络中甘为其用的一颗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