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同时，中国共产党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８０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任务是目前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国家能不能强盛，而不会对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空想的目标，浪费很多的精力和物力去投入和追求。
三、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说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提出过异议，认为既然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能过多。但是，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３０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党政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外，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还是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发展和现代化的规划及执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也是它们的行动纲领。１９７８年以来，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个五年规划，各省、地（市）、县（市）政府，以及开发区也相应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提出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指导本地区的发展。这些中央层面的规划，先由党中央提出制定某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建议，形成政府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修改通过后，作为法定性的必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各地方，也先由各自的党委提出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各级政府根据建议制定发展规划，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本地必须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同样也根据本级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加以落实。而各个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则还根据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以及交通发展等部门规划，因涉及到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交通体系布置，以及征用土地，需要由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
上述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城市和城镇建设规划，还有交通发展规划，电网、通信网、互联网、输油管网等发展规划，一旦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形成法定文件，便成为各级政府及其政府各部门的行动纲领。一部分财政资源围绕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及城镇建设规划按重点和比例进行分配；土地资源按照城市或城镇规划按时间进行征用、分配和建设；其中的产业，住宅、公益设施，交通体系等等，按照规划进行招商，或者由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由政府重点扶持和督促进行建设直到投入运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３０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实际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经济社会发展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２０年人均ＧＤＰ翻两番，到２１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２０２０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等发展的战略性宏图，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二）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目前城市和交通等建设的征地拆迁等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在那些方面具有动员和集中资源推进现代化的能力呢？
有较强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资源的能力，用以建设企业、住宅、交通、电网等等基础设施，从而较快地推进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虽然对耕地有承包权，但是，中国有关的土地法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土地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政府在建设需要时，可以以土地三年平均收入的６到１０倍的补偿强制征用农民的土地。这样的体制，为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城市化，包括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而又低成本的土地资源。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从农村征用了１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按每亩１０万元计算，高达１０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补偿到农民手中的，不到７０００亿。而城镇土地为国有，政府建设规划对一些土地有很强的再分配能力，对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有时不到位，有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分配，获得土地的级差收益。如有的工厂在城市中心搬往城市的边远地区，其原来所使用的土地价格较高，而城市边远地区的土地价格较低，政府用其价差收益来支付搬迁安置成本，并还有盈余。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省级以下政府从土地拍卖中获得的收入占其政府实际收入的很大比重，东部一些地方政府收入１／３来自于土地收入。２００７年，仅公布的有统计的全国土地收入规模为１２０００亿元。这样巨额的资金，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和交通等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体系的控制，特别是对中央银行及其外汇管理部门的领导，党和政府有着较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一般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央行要分开，央行要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直接干预银行，以避免政府失误形成的不良资产。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通过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债务的重组，发行特别国债向银行注入资本金，提取坏帐准备金和核销银行不良资产，发展资本市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一是降低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化解了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资产从间接融资而来及其低效率转嫁给中国金融体系的极有可能导致其崩溃的风险。１９９５年时，国有企业总资产约为４８０００亿元，其中国有净资产约为７２００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８５％左右。国有企业１００元的资产运营１年，不计财务利息成本，可以挣得７．２元，全部交银行利息都不够，如果不欠交利息，国有企业总体上实际亏损５５０亿元，１００元国有资产运营１年倒贴１．１４元。２００８年９月，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３２．５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资产负债率为５７．７％。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期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３７８６亿元增长到１６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３３．７％。二是通过银行吸收战略投资者和上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金融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等等措施，改善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提高了金融体系资产的质量，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１９９４年底，中国银行体系中，大约有１３５００亿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到１％。到了２００７年的９月底，中国银行业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８％，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为６．６３％。而到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６２．４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３１．８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８．８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４．１万亿元，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１７．６万亿元。 三是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ｕｉｊ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３７２４．６５亿元人民币，性质为国有独资。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并且，有关金融稳定的行政性措施是由金融稳定当局制定并执行的，而市场化的措施则是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因此，汇金公司也是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 “工具性”公司。当然，在必要时，汇金公司，也可以在海外投资、战略储备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而言之，国家对金融体系科学而又强有力的控制，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
还有运用巨额国有资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调控，有目的地进行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并且通过国有经济的重组和集中以及技术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１９７８年时，工业总产值为４２３１亿元，其中国有比例为８０．１％，为３４２７亿元；到２００６年工业总产值到达３１６５８９亿，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比例虽然降到了３１．２％，但是，规模却达到９８９１０亿元。从钢铁、发电量和交通等方面工业化推进的情况看，中国１９８０年时，钢铁产量为３７１２万吨，发电量３００６亿度（千瓦时），铁路通车里程５５２３１公里，公路通车里程８８８２５０公里，高速公路为零里程；而到２００８年时，钢铁产量为５０２００万吨，发电量３４３３４度， ２００６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３４６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４５３００万公里，２００８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发展到６４３３０公里，２００７年底国内的铁路通车里程７８０００公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开工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大飞机”、西部和沿海石油勘探开发、第三代移动ＴＤ技术产业化等等，都聚集了一部分国家财政和国有经济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３０年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一是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讨论、修改和通过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和规划时间也交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诸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