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应一位出版人之邀，写五个人物的图文版小传，作为一个设想宏大的出版计划的试水之作。因为种种变故，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仅留下了五部粗疏的书稿，分别写了五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人物：袁世凯、杜月笙、章太炎、张謇和张勋。当时的篇幅，是每部五万字左右，如果单独出版，不成体统，合成一书，又毫无统系，至此终于体会到鸡肋的滋味。
2005年，同学好友张昊琦君偶然看到我电脑中的存稿，不无感喟地说，可惜了一番功夫，何不发到网上，也听个水响？于是，他热心地在天涯网的“煮酒论史”版帮我陆续连载了两部“民国人物小传”，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上依然可以看到的“帝国骄雄袁世凯”和“杜月笙的1931”。
其间在网上互动往还，以文会友，有些朋友仍保持着联系，他们的鼓励和帮助让我至今感念不已。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致谢辞中（我想，这或许是一种打扰），但我定会永志不忘。网上连载后的数年间，也有一些出版人联系纸质出版的事，只是由于自己的种种考虑和疏怠，终于未能付诸实行，辜负了一些朋友的厚爱，甚至自己还有背信弃义之举，至今犹觉抱愧已极。
最初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惟心中有一愿望，希望它“好读”。为此，拒绝了章节体，也刻意避免通常写人物传记时的那种线性叙事结构。在材料上，采用了一些野史轶闻，想必难符史家严谨之规，于评说时，也免不了私心揣度，定有妄作解人之处。书中有些自己对历史情境、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吸纳了不少严肃学者的观点（未能一一注明），但无论就其表达形式还是就其发掘深度而言，它当然绝非什么值得一顾的学术著作。然而，我也从未设想它是“历史小说”，或是“戏说历史”的新路数。
十年之前，写作之初，对这些人物实在谈不上有多少了解。是在看那些一手材料（主要是笔记史料和回忆录）的时候，才渐渐于心中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有别于一般史学专著和人物传记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宛在眼前，他们所处的境地和遭逢的际遇，也如影像一般在我眼前一幕幕展开，甚至他们心中所想，我也设身处地揣想一番，然后再参以学者的著述和解读，加以认知和体会。如果说“神游古今”，这也算吧。
在我来说，这是一个滴涓入味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番情随事迁的人生体验：
十年来，心境、认识甚至文风都改变了很多，这些书稿当然也在一点点变化其内容、风格和色彩，其篇幅也渐渐增扩至将近十万字了。
坊间每有关于这些人物的新论述和新材料出来，都不免稍为留心，但不管我如何弥漏补罅，限于功底和格局，这些文字终究不能焕然一新，解读人物时的底色，仍然是当年读史时“凭空”拟想到的名利、权位和心机的铺陈，而援引史实时的错讹，也可能一仍其旧。如果让我重新写过，我再也不会简单从这些角度去理解他们了。写作时阅读参考过的著作中，最让我感佩的是骆宝善先生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先生对袁世凯相关材料的掌握之丰，对其人其事的了解之透，至今恐怕无出其右者，而先生文采斐然，不愠不火，不燥不腻，读来亲切有味，感人至深，这正是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有时甚至想：有了他的书，我又何必再献丑来写袁世凯呢？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书中有些令人深思的细节和对人和事的看法，其实源自骆先生的大著，而我自知，骆先生的著述足当名山事业，故宁愿我这书稿速朽，以免贻羞。据闻骆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将于近期出版，则于研究者和读书人而言又是一番莫大的功德，衷心翘首企盼之至。沪上名报人徐铸成先生的《杜月笙正传》也是我写作、修改这些文字时常翻阅参考的名著，其中个别细节和故事，我当做一手史料，几乎无所更改地融入书中，因此间种种情境，唯有凭徐先生亲历亲闻之资、借其如神如绘之笔，方能再现其精彩。写杜月笙时，《旧上海的帮会》和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等专著和回忆录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此外尤须提及的是张建伟先生的系列著作，他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当年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我还是一高中生，站在学校读报亭中追着看完，激动不已，惊叹历史竟然还可以这样写！及至自己来写袁世凯时，在写作手法和对材料的理解上，自然还是受着他的影响。其余参考的种种史料和著述，惠我良多，因年深日久，当时不学，亦无随手作注的严谨习惯，或采或撷，难以尽述其渊源，无以致谢，有愧于心，而无补救之策，在此祈请众位方家和读者诸君包涵。
虽有种种佳作在前，令我有黄鹤楼头之叹，然而还是不畏东施效颦之讥，出版这几篇人物小传，非为博名——我恐赚得的是骂名，而是为一些盛情所感。有几位好友知道我写过这几个人物，常常催问何时出版，而我往往只能支吾以对，还有一位远隔天涯素未谋面的朋友，“责”我至今悄无声息，有负他当年期许，种种厚望，我无以为报。另外，对于书中这些人物，遥想多年，竟至有了一些感情和感想，其中间或有他人未道之处，想一吐为快。
我自信这书的写法和一般的人物传记有所不同，这也许是这些文字，还值得化为油墨清香的一点点理由。
好友陈平对这书稿“视如己出”，不辞其烦地配上了丰富的图片，并撰写了精彩的图注。尤其是陈平先生还帮我订正了一些错误，免我贻笑，没有他的付出，此书将失色不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张鸣教授。2007年他得悉此稿有望出版，乃欣然作长序，而我迁延失误，竟至遗失先生之文，今次先生不以为意，再赐一序。为这芜陋文字，两次劳动先生费墨，想来亦是一桩空前绝后的奇闻和笑谈。此事在我固然失礼之极，且有不尽的汗颜和感激之情，而于先生，适足以彰显他提携后进的大德，和古名士之风。老师的厚爱褒奖，我实在愧不敢当，而说无教于我，则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倘无十余年来的知遇和耳提面命，则绝无今日之我，为人为学皆是如此。老师向有赏“芝兰玉树”之怀，而我至今仅有莽草之质，每念及此，心中内疚，难以言述。忐忑之中，惟望读者诸君不致因失望于此书而苛责恩师的溢美之词，否则我真是玷辱师门了。
2012年12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