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一级制的国家虽从数量上看并不少，约占全世界的1/4，但多为微型小国。亚洲的新加坡、欧洲的梵蒂冈，均属城市国家。在全世界的国家中，有30余个国家仅设一级地方政府，即行政区划只有一个层次。如亚洲的文莱，划分为4个行政区。波斯湾沿岸的巴林是自由港式的岛国，分为11个行政区，欧洲的列支敦士登由11个市镇组成，摩纳哥由4个区组成，安道尔和圣马力诺则分别划分为7个教区和9个城堡。在大洋洲的独立国家中，约有3/4的国家全为一级制国家。虽然，无级制和一级制的国家在数量上有一定规模，但因这些国家面积小，人口少，有的地处岛屿，因此，对我国借鉴意义不大。
据统计，全世界约有60个实行二级制行政区划的国家，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国土面积小，人口少，或国土面积大但人口少的国家，没有必要划分过多的层次。如荷兰全国面积为41 626平方公里，1997年人口为1 560万人，全国共有12个省和647个市镇。如芬兰全国面积338 000平方公里，1998-1999年度登记人口约为520万人，就全国行政区划而言，芬兰划分为省和市镇。1994年全国共有12个省和455个市镇。二是国土面积大，人口较多，但地方自治完善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加拿大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第一级为10个省和2个地区，第二级是4 300个地方政区单位。
世界上三级制的国家最多，据统计全世界共有68个，大多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东西德合并后的德国由16个州组成，州和联邦一样都拥有各自的议会、政府和法院，州以下的地方政府一般分为县市和乡镇两级。法国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原有的一级行政建制省有96个，二战后的行政区划改革中建立了大区，1982年后从原来的省、市两级制变为大区、省、市三级制。意大利的情况也颇为相似，1870年独立后建成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地方行政建制则保留传统的省和乡镇两级，二战后意大利根据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在原来的二级政府之上，增加了20个区，作为一级政区，形成了区一省一乡镇的三级建制。
其二，西方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的因素很多，经济发展取向是影响行政区划变革的主要因素。
这一点在日本和法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50~60年代，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地带。随着工业日趋集中，日本人口不断向这些地区移动、汇集，以至于成为了人口稠密地区。与此相对，农村山区、渔乡等地区则由于人口外流现象日益严重，逐渐变成了人口“过疏”地区。为了缩小地区差别，日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53年通过“町村合并促进法”。1956年又通过了“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意在促进那些已经合并的町村能够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期，伴随着从未有过的成长期经济，日本政府1960年制定了大都市圈建设基本规划，对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划分制定出相应标准。1963年把福冈县的五个市合并，建立“北九州市”，使市町村合并浪潮得到了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地域开发综合计划”和“国土开发计划”。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推动以市町村合并为重点的行政区划改革，共确定了京滨（东京一横滨一川崎）、京阪神（大阪一京都一神户）、名古屋等8个大都市圈。
到1985年，市增加到1920年的8倍，町增加了47%，村减少了94%。
经济发展也催生了“特区”的产生。日本“特区”全称“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是指“国家承认其采取不同于全国统一制度的区域”。日本全国47个行政区域都设有特区。日本政府设立特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充分突出地方的特性，创造出更多适应该地区特色的新兴产业，扩大消费者利益，使该地区经济迸发更大活力；二是可以通过特区结构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带动全国结构改革风潮，达到盘活全国经济的最终目的。
如果说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和“特区”并没有改变日本行政区划的总体格局，只是促进行政区划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的话，那么法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大区却是使其行政区划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法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地区化的需要，政府开始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在省之上设立大区。大区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层次，从其诞生到正式确定为行政区单位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行区域规划，将煤矿区、北方和中央高原一些困难最大的地区划为“危急区”，重点是解决这些地区的失业问题；1955年在省级行政单位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设立22个计划区，每个大区统辖2个以上省，目的是使面积较小的省统一在一个大区之内，每个区都组建了经济发展委员会；1963年政府成立了全国区域发展委员会，并在每大个区成立了当地的区域发展机构，全国性机构负责对全国的区域发展进行计划、指导和协调，地力‘机构则具体负责本地区的规划及规划落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远景规划，成立“地区发展委员会”，作为地区的咨询机构；1972年又调整为“地区性公共机构”。此时的大区并非是自治的，职权是有限的；1982年大区成为地方政区单位，法国大区体制形成。总之，法国经济发展地区化，需要行政区划改革，同时，行政区划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其三，注意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与权限的划分及配置，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关系体制。
当代西方国家政府间关系调整主要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倾向。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加强地方自主性，如美国“还权于州与地方”改革的核心内容为：分享财政，分担供给公共服务的任务，分享政策制定的权力。英国、法国、日本等单一制国家通过放松对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权限、财政及人事等方面的控制，使地方政府由中央的代理机构转变成相对独立的准自治地方政府。第二，政府间的合作趋势。合作主义成为当代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理念，主张通过不同层级政府、准公共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战略性合作，共同地、参与式地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第三，较大规模的地方制度与地方政府重组改革。主要包括：撤销合并一些地方政府，扩大一级地方政府辐射的地域范围，加大管理幅度，以避免地方建制过于分散造成资源分割、竞争加剧等不良现象；建立中央政府垂直管理体系和地方政府自治组织体系并立的二元组织体系，力求均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划分的事权职能；城市政府地位上升，中央政府与城市政府的合作和直接联系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第四节 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需要理论支撑，有理论基础的改革更具有理性，也更能够深入。我们认为，伴随着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对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其一，区域空间开发理论--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广为流行的一种区域开发理论，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随后又在1955年进一步阐述了增长极理论。但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忽略了地理空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学者为此不断进行完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eville)。布代维尔把增长极同具体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表现为拥有推进性产业的复合体--城镇。经过布代维尔的拓展，增长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即部门增长极；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某个核心城市（镇），即地理增长极。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一般来说，增长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二是有规模经济效益；三是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增长极的吸引和扩散作用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增长极中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与新生产方法，同时，一方面从其他部门或地区吸引最新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进而对其他地区产生技术影响。第二，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增长极中一般拥有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从所在地区和部门或其他地区和部门吸引、集中大量的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它也可以向其他地区或部门输出大量的资本，通过支持这些部门和地区的发展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第三，形成“凝聚经济效果”。增长极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可以产生“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形成经济、技术网，从而起到吸引或扩散作用，推动整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第四，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长极的企业和行业集中，生产规模庞大，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获利能力，产生内在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部门的完善，可以使各个部门共同受益，从而产生良好的外部经济效益。目前，我国有些地区如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要素聚集很快，形成了新的增长极，原有的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对于上层建筑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其二，企业组织管理引申而来的扁平化理论。“扁平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和流行在企业里面，是指企业为解决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在现代环境下面临的难题而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原来的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层次，而现在的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形式就被“压缩”成扁平状的组织形式。“世界是平的”等理念已深入人心，扁平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又一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时代语言。扁平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原因，一是分权管理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是与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而在分权的管理体制之下，各层级之间的联系相对减少，各基层组织之间相对独立，扁平化的组织形式能够有效运作。二是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传统的组织形式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为了不被淘汰，就必须实行扁平化。三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使传统的管理幅度理论不再有效。政府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管理组织，事实上与企业的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应建立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肠梗阻”，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因此，改变原来的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减少行政层级，实现组织的扁平化应成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
其三，边际效益理论。此处的边际效益理论是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益理论引申出来的，是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应用。如果一个行政区域的管理幅度是合理的，这个幅度与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员规模之间应能构成一个最佳耦合，此时达到最佳管理效率。如果继续扩大管理幅度，或者持续减少机构或人员编制，会使得管理的边际效能降低；反之，进一步增加行政管理机构和职员，减少管理幅度，也会大大降低管理效率，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导致“规模不经济”。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平均每个市管理县的幅度一般不超过10个，有些省份甚至不足5个，这种过小的管理幅度，降低了管理效益，增加了管理成本。许多地区是根据已有中心城市的分布来确定市管县区域的大小和管辖县的多少，通常越是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越密集，管辖的幅度就越小。
其四，城乡统筹理论。城乡统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理论。我国城乡关系的严重失调，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渡，是城乡关系开始改善和协调发展的重要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农业不再是受“挤压”的部门，农业利润不应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农业应该获得利用自身积累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应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50~ 6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忽视农业和农村，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贫民区不断扩张，最后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震荡的局面。拉美国家的教训说明，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果不能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经济社会最终难以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从俄罗斯的农村改革来看，由于实施了许多不适当的农业政策，如大大减少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实行了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急剧扩大的价格政策，对农业部门征收繁重的税费等，这无疑是影响农业改革取得实际成效的重要原因。这些教训要认真对待。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问题。党和政府对其重要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出台了5个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在2006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向基层和农村倾斜，还批准了重庆成都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多予”已有良好开端，“少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