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盛典:诺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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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尾声 阁楼长谈一莫言接受端典电视台采访(2)

莫言:1973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去一个水利工地干活, 工地在昌邑县,离我家二百多里。我是作为一个农村 的劳力,去水利工地去挖河,住的是窝棚,就是从地 上往下挖一个半米深的土窖,在土窖地上铺一些麦草, 上面用草席遮盖一下,条件非常艰苦。我带着一个小 笔记本,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写作。我记 得我当时写的一个小说,就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革命小 说的写法,人物一出来就先背一段毛泽东语录,然后 对着毛泽东的画像宣誓,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当然 现在回头来看,那根本不是文学,也不是小说。真正 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小说应该是到了 1978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开始复苏, 这个时候是伤痕文学的时期,我写了一篇小说《妈妈》, 后来也没有发表。我又写了一个话剧,摹仿当时特别 流行的一部话剧《于无声处》。1981年我的第一篇小 说发表了,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

问:你为自己是一个农 民的孩子而感到自豪和 骄傲。但你到底是为什 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莫言: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并不觉得农民的孩子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就像是一个工人的孩子,我想他也没有 必要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一样。但有 很多官员的孩子,他们很骄傲。我作为一个农民儿子 的骄傲是针对这些富贵者、官员的儿子的骄傲而发的。 他们总觉得自己的父母是做官的,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我觉得我作为农民的孩子我才是真正骄傲的,我们农 民脚踏大地,生产粮食,没有我们生产的粮食,你们 吃什么?这种骄傲实际上是对那些权贵者的孩子的一 种对抗。我们内心深处也许是自卑的,你看他们那么 的富贵,我们这么的贫穷,他们这么的高傲,我们这 么的卑微,但就是这种自卑,却在不觉中滋生出一种 骄傲。你们炫耀富贵,我炫耀我的贫困,所以有时候 也把贫困当成了一种资本,当然现在我认为任何一种 出身都没有必要骄傲,任何一种生活经历也都没有什 么好炫耀的。

问:你父亲是个很有自 尊的人,我听说他拒绝 了一栋五千万的别墅。 是什么原因让他说不?

莫言: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在 少年时期见到我的父亲就像见到老虎一样,十分害怕。 我父亲1949年前读过三年私塾,学过儒家的经典,他 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乡村知识分子。乡 村知识分子对子女的要求就是严格,对人宽,对己严,对别人家的孩子可以非常和蔼,对自己的孩子则非常 严格,所以我从小就是在我父亲的这种威风下被吓出 来的。但是父亲当年对我的这种教育,对我的一生、对我个人的品格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无论多么的贫困, 只要我们提出读书这种要求,他都会满足。另外在做 人的方面,他有一种最朴素的原则就是“无功不受禄”。 我母亲也教育我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 就是你没为人家做什么贡献,你吃人家的饭,就欠人 家的情,人家就可以要求你,你无端地拿人家的东 西,你在这个人面前就直不起腰。我想这不仅仅是我 父亲我母亲持有的观点,也是我们大多数乡亲们都有 的一种最朴素的观点。我父亲对别人赠送给我们一栋 五千万的别墅做出那样的回应是非常自然的。他没有 想表演什么,他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么大的一笔 财富,我儿子没有为你做任何的事情,拿了会内心不 安的,所以他昨天就讲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只有我用 劳动换来的,我吃住用,才心安理得。

问:在中国作家中,像 你这样出身的多不多?

莫言: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写农村题材 的占了绝大多数,很多作家也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 生活轨迹、人生经验都是差不多的,到了后来才发生 比较大的变化,有的人比我更早地进入城市,有的人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人生经验是差不多的。

问:你想当作家的这个 目标是很早就产生了, 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意识到你的家乡、你的 村子、你的童年是你最 重要的一个写作素材?

莫言:这应该就是1984年以后的事了。1984年,我通 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这里, 我听了来自北大、北师大和人民大学的老师的课,也 听到了很多作家的创作经验介绍。我认识到,一定要找到一块自己的根据地,这个时候我读了福克纳,看 到了福克纳他一生都在努力营造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样 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点。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 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找到自己的一个文学王国, 然后在这个文学的王国里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1984 年,在我的一篇题为《秋水》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名,也出现了 “爷爷”、“奶奶” 的形象。小说里讲爷爷奶奶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高 密东北乡”这么一个荒凉之地。那个时候这里没有人烟, 只有他们来了,他们就是开创“高密东北乡”的先祖。 在这个小说里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以后,后来所有 的故事都放在了这个“高密东北乡”里面,我的童年 故事,我的乡村经验,我的左邻右舍,我的父母兄弟, 我村头的一个池塘,村头的一棵大树,田野里所有的 动物、植物全都变成了我的素材,这个时候我才感觉 到我作为一个文学国王的方便和荣耀。

问:你的《丰乳肥臀》 里有一个瑞典传教士. 在高密的历史中是否真 的有过瑞典传教士?

莫言:高密在清朝末年就有外国传教士来传教,最早 来的是挪威的传教士,他们的教堂后来就是高密市第 一中学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是瑞典的传教士也过来了, 他们是天主教,现在高密市天主教的信众还是很多的, 最近几年他们盖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瑞典的传教 士确实来到过高密,而且在高密发展了很多的信众。 我记得我在写完《丰乳肥臀》之后,有几位批评家, 看到我在小说里写瑞典传教士,就批评我,说我向瑞 典学院献媚,是诺贝尔奖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哪里的 传教士不好写?偏偏要写一个瑞典的传教士?他们说 我是用这个向瑞典学院献媚,我也懒得反驳,你们可以查看高密县志,看看高密的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来过 瑞典的传教士。

问:在你的笔下自然是 非常重要的题材,你 经常会描写美丽的蚂蚁 呀,河流呀,高梁杆呀。 你和自然是怎么样的一 种关系?

莫言:如果我没有辍学,而是小学、中学、大学这么 一直读下去,我也就不会和大自然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因为一个人放牛放羊,一天都不回来,中午带一点饭, 在外面吃,一整个白天牛在吃草,羊在吃草,那我就 只有看看植物,看看草地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追追鸟, 找找刺猬,到水坝子里抓抓鱼,就是因为童年这段孤 独的放牧生活,培养了我和大自然这种非常亲密的关 系。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我感觉植物也能够跟 人进行交流,我会观察植物的各种变化,有的花早上 是封闭着的,白天是盛开的,到了晚上又封闭起来, 有的草的叶子晚上是并拢在一起的,像含羞草的叶子 一样,白天是全部张开的,而且有的花的颜色是在不 断变化的,早上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的时候是紫色 的,晚上又变成红色的。鸟的叫声我觉得是很丰富的, 如果一个没有观察过的孩子,他不知道鸟的不同的叫 声代表什么,我是知道的。当一只鸟在我头上发出尖 利的叫声,飞来飞去的时候,我知道它的巢必定在我 周围很近的地方,因为我造成了对它的巢穴和巢穴里 雏鸟的威胁。我仔细一看,果然在草的遮盖之下有一 个鸟巢,里面有几只雏鸟。当我慢慢地离开的时候, 鸟就飞上了蓝天。所以当我拿起笔写到这一段生活, 写到土地,写到植物,写到动物的时候,就感觉到得 心应手,感觉我的笔远远跟不上我头脑思维的速度, 上句没写完,下句就连篇而来。当我写到城市生活, 就没有这样一种便捷的思维。

问:除了花、草、鸟之 外,你和动物家畜之间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和感 情?你可以谈谈吗?

莫言:天天和牛打交道,它就是你的伙伴,就是你的 朋友,这时候你就感觉到尽管它不能讲话,但它是有 感情的。我经常会在牛眼睛里看到我自己的倒影,我 也知道牛在看我,我也知道牛喜欢我对它做什么。放 羊也是这样,当我听到一只小羊羔咩咩叫着的时候, 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柔软,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淡淡 的忧伤。当我小时候看到一头牛拉着犁,遭受着农夫 的鞭打的时候,经常会眼睛里饱含泪水。牛、动物和 人实际上应该是平等的,而现实当中却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遇到虐待动物、虐待家畜的人,我心里真是 恨透了他们。

问:《生死疲劳》里你 也写过这种动物。

莫言:我家里曾经养过一头猪,猪养大了自然要卖, 要卖猪,猪不走,我姐姐就拿葵花杆抽它,我就骂我 姐姐,我姐姐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批评我,我说干 吗要打它,我很难过。但是别人可能理解不了孩子对 动物的这种情感,猪赖着不走,当然要打它,不打它 怎么走?道理是这样,但我心里面很不忍,很难过。 我从小就是心软的人,干不了大事情,只能写写小说, 尤其搞不了军事,搞不了政治,因为心狠不下来。

问:你对生和死怎么 看?

莫言:死亡让人悲伤,不只人的死亡,动物的死亡也 让人感到难过。我当然看到过很多死亡,看到过自己 亲人的死亡,也看到过周围邻居的死亡,也看到过很 多动物的死亡,这确实是让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一 个生命的终结。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死就没 有生,就和没有生就没有死是一样的。摆脱对死亡的 恐惧、对死亡的痛苦的办法,就是把死和生联系在一起,把死亡看成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环节,无法摆脱的一 个环节。死亡并不可怕,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生命是 可以轮回的,死后可以托生转世,即便从纯粹的科学 的角度来想,你死亡之后,你的身体会转化成为另外 一种物质,所以对死亡的理解和超然实际上是建立在 生命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

问:你的本名是管谟业, 是因为你的母亲让你不 要说话.所以你选择了 "莫言"作为笔名是吗?

莫言:我在小说里也说过,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 讲话的孩子,但我的童年是中国社会很不正常的一个 时期。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搞阶级斗争,制造了许多 所谓的敌人,一句话讲得不妥当,很可能给家里带来 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祸,我的父母亲就教育 我们尽量不要多说话,最好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去 听,更不要去插嘴,而我喜欢说话,曾经给家里带来 了麻烦。我母亲父亲就教育我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 其实我想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后来我拿 起笔来学习写作时,想到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恰好我 的本名中间的这个“谟”字,一拆两半就是“莫言”, 就觉得挺好的,而且“莫言”嘛,就是你少说话,多干事, 有时候你光去说,没干出实际事情也不行,我把该用 嘴巴说出来的,用笔写下来了,所以“莫言”也是对 自己的一种激励,就是嘴要少说,笔要多写,能言不 用嘴,真正会说话的人不必用嘴巴,他可以用一种更 加有力量的方式,用笔写出来。

问:你曾经写过右派, 在自己的小说里,右派 是怎么回事?

莫言:我的小说里写过右派,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 一次长跑比赛》,里面写了一群右派。中国在1957年 的时候把很多知识分子划成了右派,有右派就有左派,左派代表了革命,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正义;右派就 代表了落后、反动。一旦被划成右派后,如果是教师 就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如果是医生就可能被剥夺了 诊病的权利,如果是学生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这 些“右派”会被集中到一起接受改造。我的小说里就 写到了一群来自各个行业的右派,他们在一起劳动改 造。实际上他们人人身怀绝技,让我们农民敬佩,当 时我们看到这些右派,都没觉得他们不好,都觉得他 们真了不起,而且很多右派的生活可能他们自己感觉 到很痛苦,而我们作为农民的孩子,还觉得他们生活 得挺好的,我记得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我什么时 候能成为一个右派?有的右派是体育运动者,跳高可 以跳到一米八,有的右派是音乐演奏者,能够演奏二胡, 有的右派是报社的总编,能够在黑板报上不打草稿写 出文章,有的右派是医生,有的右派是建筑设计师, 所以我当时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右派呢?

问:你能介绍一下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被 划为右派吗?

莫言:这是1957年搞的政治运动。有的人因为对社会 的批评,有的人因为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被划为 “右派”。有的人就是因为一句话,被划为“右派”。 譬如有的人问,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有的人说我们 现在生活不好,吃不饱,这就被划成右派了。有一些 知识分子可能是对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进行批评,说你 们的政策不对,应该更宽松,这自然也被划为右派。

问:他们本来说的是对的。

莫言:本来说的是对的,结果后来变成错误的了。 1978年以后把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平反了。

问:你说八十年代的写 作,是存在一些限制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