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教案之后，中国政府关注的侧重点在于，如何避免此类事件重蹈覆辙。一些曾经与“西方野蛮人”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清楚，通过残害基督教徒的方式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携带武装力量暴力闯入中国的外国人而言，这样的方式也注定失败。既然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做的只有协商。
恭亲王和他在总理衙门共事的一些开明的同僚们开始着手找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法。虽然发起者是他们，但此方法的施行，必须要取得慈禧太后的同意。由于恭亲王等人以平和的态度接见了西方列强代表，这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当前的困境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但他并没有迹象表明要帮助中国度过难关，真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可耻。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代表似乎不愿意无私地让中国政府圆满地结束一场暴乱。
在天津教案之后，各国公使受到了总理衙门的照会，照会中附上了一些清政府关注的传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个叫作亚历山大·密吉的英国评论家在《中国与基督教》公开承认过总理衙门是可以信任的。他几乎是唯一一个主动肯定总理衙门的人。经过仔细研究，他还列出了一些事实来表明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为维护中西方友好关系正努力寻求一种可以平衡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时，他还列出一些关于中国对西方不满的具体事例，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也许他说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就是上文曾经提及过的，即：“传教士似乎企图在中国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权中之主权”。中立的西方观察家对传教士这显失公平的做法从未否认过。
此次总理衙门发布的照会，打击了欧洲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相比以往的官方公文，这一次却异常的客气。
通过对当前局势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总理衙门针对外国公使拟定了八条准则，这八条准则大致内容如下：
一、罗马天主教育婴堂必须在严密地监管之下，且只许收奉教者之儿。
二、为了树立基督教的威严，中国女子不能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能在中国传教。
三、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四、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五、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六、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七、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八、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承诺修复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建筑，赔偿其财产损失。尽管罗马天主教没有给予中国平等的对待，但中国仍然真诚地进行了赔偿。这八条准则出台后，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
然而，驻北京的外国使者既没有兴趣去解读这份公约又没有完全拒绝浏览总理衙门拟定的八条准则，但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即：先对中国发出一连串的抱怨，接着竭尽所能地拖延时间直至总理衙门不愿意再与其进行友好商谈，然后默认他们所为。但美国部长例外，与欧洲人相比，他和其他驻北京的美国官员一样，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中国的主权和其他权利问题。对于这八条准则，他礼貌地给了总理衙门一个明确的答复，并且答复中包含了对清政府的肯定。
接下来是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挑起的纷争，这些纷争一直持续，这带给中国的是持续的动荡、无数的“事件”、所有优良港口所有权的丧失以及几百万美元的赔偿。
传教士作家史密斯博士说道：“此次总理衙门的照会是中国与传教士关系的里程碑。”1871年总理衙门经仔细研究拟定的八条准则让公平的精神更深入人心，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但西方国家仍然习惯性地对中国政府真诚地想要改善中西方关系这一事实作出否定。尽管如此，如果官方文件表达的都像恭亲王和他同僚发布的照会那样坦诚，那么那些常常抱怨不公的声音便不会存在了。
恭亲王、文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实际上，只是皇权的暂时代表。但是由于总理衙门和中央权力中心正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传教问题的明确的政策，大清在此时为了不让西方列强趁机再榨取中国财富，仍然会遵守之前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当慈禧太后完全从恭亲王的势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基督教传教这些老大难问题对她的统治而言会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这些有可能造成大清最大遗憾的问题在她掌控大权之后却鬼使神差地避免了。虽然在1903年《上海条约》签订时，英国要与中国共同建立一个专门调查传教问题的委员会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但是想要和平解决中西方关系中最严峻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7章同治帝之治
同治帝生于1856年4月，登基时，他年纪尚小，无法料理朝中之事，因此，在他叔叔恭亲王的辅佐下（在中西方关系还未达到白热化程度之前），由两宫太后掌控大权，统治着大清王朝。
随着时光流逝，同治帝渐渐长大成人。1872年，同治16岁，但由于中国计算年龄的传统算法是计算虚岁，因此，到年底时，同治帝已有17岁。这意味着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将达到亲政年龄，并将在迎娶一位皇后后于下一年开始真正统治大清。
接着，内务府着手从满族贵族中初选秀女，然后将几位优秀者推荐给两宫太后，再由两宫太后做最后的定夺。最后满族旗人翰林院侍读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被选为皇后。
虽然两宫太后不会允许同治自己选择同治帝忤逆自己，也不会允许她们认为不适合的人做皇后，但仍有谣言说阿鲁特氏是同治帝自己选择的皇后。实际上，慈禧太后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同治帝身上从而干预同治帝的选择。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愿意做皇帝和皇后间牵线搭桥的人。慈禧的小心思在她为继子光绪帝选后中我们便可略知一二。她希望这位年轻的皇后是可以任由她摆布的，而不仅仅希望这位皇后做好皇帝的妻子。但根据阿鲁特氏的悲惨下场，我们有理由怀疑她对阿鲁特氏的性格判断。
在皇后人选确定之后，由礼部选定吉时吉日举行婚礼。
同治帝大婚之日定在1872年10月16日。迎娶皇后的吉时是午时，为了不误时，在阿鲁特氏从她父亲家被送往皇宫时，礼部一名官员被指派到花轿旁，手里拿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来计算时间。最后，同治帝终于在吉时接到了他的新娘，并根据皇家传统习俗，完成了所有结婚仪式。
同治帝即将掌权，这意味着两宫太后要撤掉垂帘，归政同治。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发布亲政诏书：
“两宫皇太后十一年来宵旰勤劳、躬埋庶政，如今朕已成年，理应挑起重担，接管朝政，朕将与朝中各部团结协作，处理好朝中之事。亲政后，朕仍然继续尊重并服从两宫皇太后之懿旨，肩负起国家之重任。”
同治帝一开始亲政便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尚未亲政前两宫太后就已经有所预见了。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自然进程，就跟一个皇子会长大，终将要成年一样。
这个问题就是外国人觐见礼的问题。自从西方国家开始尝试着想要与皇帝接触时，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大清和西方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参见皇上时都要三跪九叩，下跪时，双手要平齐放在前额上，然后庄重地向皇上鞠躬，不得嬉皮笑脸。叩头时，额头要接近地酉。这样的动作重复三次即可。参见皇上的这种礼节被欧洲人称为“叩头（kowtow）”。
为了维护尊严，清政府坚持让参见皇上的外国人入乡随俗，遵从皇室的这些传统礼节。早在十七世纪中期时，中外就曾就这个问题层展开过无休止的讨论。当时，一个俄国使团来到北京想要参见皇上，因为不愿意遵循这样的礼节，他们最终没有见到皇上就离开了。在同一时期，一个荷兰使团却作出了让步，不过其他西方列强仍然坚持不妥协。
1793年，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爵士在热河时，被允许以一种改进的跪拜方式在一个帐篷里参见乾隆帝，但二十三年之后，美国公使阿美士德爵士领导的代表团因为嘉庆帝的坚持而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之后的道光帝和咸丰帝对这一问题从未做过让步。
1859年，清政府的代表与美国部长沃德先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友好会谈。清政府的一位代表说：“如果我们在参见皇帝时不进行三跪九叩，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他不尊。这就跟西方人对上帝不虔诚是一样的道理。”恭亲王的岳父桂良告诉沃德，在他们进行跪拜的礼仪后，他也会为美国总统烧上一炷香。这是因为他想起了之前马嘎尔尼代表团觐见时的请求，即：在向乾隆帝跪拜之前他希望清政府代表能够在乔治国王的画像前鞠躬，以示尊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咸丰帝时，他同意派出代表与西方列强商谈关于跪拜的问题，但是由于局势突变，他仓皇逃到了热河，关于礼节的争论便不了了之了。但是他的儿子同治帝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在同治发布亲政诏书后，恭亲王仍掌管着总理衙门，一些外国使臣便向他询问皇上接见他们的具体日期。恭亲王以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抱恙为借口，称接见要推迟几周，接着又以各种理由整整拖延了四个月，想用此种办法来彻底消弭外国使臣觐见的打算。
但是这些努力都是白费的。所有国家驻北京大使都坚决反对向皇上叩头，他们认为《天津条约》第三章已经明确规定，任何有损外国人尊严的礼仪都不得进行。最终，恭亲王屈服了。据说这是因为他的侄子同治帝对外国人的长相十分好奇，才同意接见。恭亲王希望最大限度地维护大清的尊严，因此外国使臣觐见的地点并没有被安排在皇宫内，而是在中海西侧一个叫做“紫光阁”的建筑里，目的是让外国人远离紫禁城。
外国使臣对此次觐见非常重视，因为紫光阁一直是皇帝在新年时用来接见大清属国使臣的地方。以这种方式接受此次觐见其实是清政府的一次极大让步，对于清政府中的保守派而言，他们仍然坚决反对省掉叩头之类的任何一个礼节。
1873年六月初五日早上六点，同治帝在紫光阁接受了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美国大臣以及德国公使馆一位秘书的觐见。同治帝在一群王公大臣的簇拥下上朝。他缓缓走上高台，盘腿坐下，在他面前有一张小桌，做批阅文件用。接着，外国使臣向他行礼，朝中官员用汉语宣读外国使臣的致辞，该致辞后来又被翻译成满语，大意为西方各国欢迎同治帝登上宝座。然后，恭亲王跪下，完成叩头等全部礼节，并代同治帝对各国致辞进行回应。外国使臣们听完其致辞的回复后，将他们的国书呈交给同治帝，向同治帝又鞠了一躬后，便退出了紫光阁。这次觐见对于外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因为他们认为同治帝接受觐见意味着大清对西方国家的偏见以及排斥相对之前有了很大改善。
同治帝亲政的短暂期间，被外国观察家认为是一个吉兆，他们以为这意味着大清进步指日可待，但实际上，在同治帝去世之前，政府都内忧外患不断。
1873年年底，云南发生的回民叛乱导致整个云南陷入一片狼藉之中。其他地区发生的回民叛乱已经被镇压了，在左宗棠总督的努力下，陕甘地区叛乱也已消停，除喀什葛尔以及伊犁？地区需回外清朝十八省终于恢复了平静。
1874年，因为边界之争，又出现了两个新问题严重损坏了清政府的主权。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在归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中3人溺死，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1874年，日本试图吞并清朝蕃属国琉球国并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琉球国在中国台湾省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幕府朝贡）。战争一触即发。日本称如果要让其撤出台湾必须给予一定数额的赔偿，同时把琉球划归日本。
另一问题与安南？有关。大约从公元三世纪起，中国就是安南的宗主国。直到十八世纪，法国人才第一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从1858年开始，法国势力渐渐渗入其中，并在1874年强迫安南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逼其交出东北部的东京省？的管辖。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利。
对于同治帝来说，幸运的是他无法看到日本入侵，也无法看到法国在中国南方建立统治。同治帝懦弱无能的性格，使得他在面对一些甚至注释：①伊犁，西方人和俄国人通常称其为“固勒扎”。② 译者注：今越南③ 译者注：东京，越南东北部一地区旧称。连慈禧太后都觉得棘手的问题时，很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导致大清的灭亡。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同治帝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同治帝像极了他的父亲咸丰帝，他们同样堕落与无能。在同治帝亲政的这些年中，宦官之权过大，后患无穷。不管在当朝还是在前朝，只有无能的君主掌权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而遭人诟病。除此之外，同治帝还喜欢深夜偷偷溜出后宫，到八大胡同里的一些小妓院寻欢作乐。这样的行为或好或坏，我们也很难对此作出评论。
虽然堕落无能，但并不表示同治帝不想有一番作为。1874年9月10日，同治帝发布了一道圣诣宣布恭亲王和他儿子载澄被革职。这位年轻的君主开始在他的统治中冒险了，这也显示出了他非比寻常的亲政决心。
自总理衙门设立以来，恭亲王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很是得心应手，同治帝却因恭亲王态度傲慢而深感不满。矛盾一触即发。同治帝称革职降级是因为恭亲王在与君主讲话时使用了很多“不当的语言”。
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1865年4月时，两宫太后发布的类似的谕旨，并豪不费力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两次的革职降级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给恭亲王难堪。
不管真相是什么，整个北京城都被同治帝的表现深深震惊了。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