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病灶
金融海啸后的新一波全球股灾，至少有三个特点：一、严格地说，这不是全球性而是半球性的问题，主要的震央是欧洲、美国与日本，新兴经济体受到波及，但本身问题不大；二、上一波危机是银行的信用，这一波是政府的信用；三、上一波危机是企业与个人的高杠杆，这一次是政府的高负债。高杠杆与高负债都与凯恩斯理论有关，无怪乎灾情严重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了。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最终是依靠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凯恩斯经济学遂成了20世纪的显学，从经济学界到政策界，言必称凯恩斯。基本上，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在严格的经济理论架构中是正确且有说服力的，但在时间推移中逐渐被异化了。
凯恩斯政策理论的“原型”是，无论个人或政府都是可以提前消费的，如果这些消费是他们预期未来的收入的话。换言之，最佳的资源配置未必是静态而可以是动态的。以个人为例，他可以预期未来10年或20年、30年的收入足以让他有条件向银行借贷购入房子先住，不必熬到二三十年后以累积的储蓄购入一幢只剩有限余年来享受的房子；政府亦然。所谓“量入为出”中所量的“入”，可以包括“未来的收入”。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凯恩斯政策理论却被扭曲而异化了：
一、理论观点被过度解读。“先用未来的收入”往往变成“未来没有的收入”也先用了；甚至在国家的层次，连“别人的收入”也先用了。
二、金融创新。各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陈出新，使得无论合理或不合理的透支行为在实际操作上变得可行。
三、西方，尤其是两党轮替的民主政治模式，很自然地走上为选票而承诺减税及增加福利支出的不归路。对于这种种明显戕害“财政纪律”的作为，前述被过度解释甚至扭曲的凯恩斯理论，往往就被拿来当做辩解的工具。
四、财政纪律破坏之余，连“货币纪律”也守不住。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设计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一环。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最高主管机关，货币政策的最高原则是维持一国货币对内及对外的稳定。但时至今日，愈来愈多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是在为执政党服务，说白了，是为选举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无足为奇了。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物价膨胀都有时间的滞后性，但那是下一任政府的事。
五、就美国而言，还有一个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工复合体”这个因素。这是美国军费何以长期高居世界第一，并长期占其国内生产毛额（GDP）近一半的主要解释。
在这五个因素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其财务焉能不出现赤字，而且是愈来愈大的赤字？美国近50年来，举债上限已提高超过70次，直如家常便饭，其余西欧国家及日本的国债发行余额占GDP比重莫不偏高，皆举债上瘾。
上世纪，凯恩斯理论曾遭遇先后两位经济学大师海耶克与傅利曼的挑战。经济学不能像物理学及化学一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短期就可以得到结果的实验。海耶克的奥地利学派与傅利曼的芝加哥货币学派强调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显然不及（异化了之后的）凯恩斯学派在短期内受宠。但经济学的实验室如果是整个地球，实验时间如果长达一世纪，则三位经济学大师间的胜负恐怕还很难判断。至少，到了21世纪初，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已暴露出来。
哦，对了，还有一位马克思，他也曾预言过资本主义会自我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