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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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十七)

《后汉书·孔奋传》记载,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汉明帝永平七年(64),北匈奴“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汉章帝元和元年(84),“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许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书·刘虞传》说到刘虞“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说明关市贸易对塞内外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有“宁城图”,在城中广场上,有四周围护墙垣的“市”,并标识“宁市中”三字。考古工作者认为画面所体现的,就是文献记载所谓“上谷胡市”。参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5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3月。汉与匈奴的关市,是考察当时北边交通形势不宜忽视的现象。参见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见《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

除了关市贸易之外,长城内外还通过进献、给遗等方式保持经济联系。如前述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单于索求“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所需运输车辆当多至千辆左右。据史籍记载,北边交通系统还承担了多次向匈奴发送救济物资的运输任务,例如:

(汉宣帝五凤元年)匈奴五单于争立,“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御史丈夫萧望之则以为“宜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宣帝从其议。(《汉书·萧望之传》)

(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汉书·宣帝纪》)居延汉简有简文:“塞外诸节谷呼韩单于”(38717,40714),可能即记此事。。“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汉书·匈奴传下》)边谷米糒34 000斛,当需运车1 360辆。

(汉元帝初元元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汉书·匈奴传下》)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内乱,赐单于“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据《后汉书·匈奴列传》,三年后,即建武二十九年(53),又“赐南单于羊数万头”。

北边塞内塞外文化的交往,其实应当说是双向的。草原游牧族除受“赐”外,也有“遣使奉献”事。汉文化的传布使他们掌握了凿井、冶铁等技术,同时,通过对草原游牧人生产经验的学习,汉民族的畜牧业及畜产品加工业也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以交通技术而言,一方面内地铜铁车具流布到草原,另一方面,形制仿匈奴“穹庐”车的车型也行进在中原大道上。《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盐铁论·备胡》:“以穹庐为家室。”《后汉书·耿夔传》:辽东太守耿夔平定南单于檀反叛,“获穹庐车重千余两”。“穹庐”是匈奴人作为移动的住所特殊的车辆。《考工记》称之为“弓车”,《史记·天官书》称之为“穹闾”,司马贞《索隐》:“邹云一作‘弓闾’。《天文志》作‘弓’字。”《淮南子·齐俗》称之为“穷庐”,高诱注:“草野宜穷庐。”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论证,《周礼·地官司徒·乡师》郑氏注引《司马法》以及《释名·释车》所谓“胡奴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所谓“广柳车”,《史记·李斯列传》所谓“辒辌车”,其形制均仿照上有顶盖,周围亦密闭的“穹庐”。他认为:“先秦时代起游牧民的住车即‘穹庐’已流传入中国内地,当时有‘胡奴车’、‘广柳车’、‘辒辌车’等不同的中国名称,这可能是由于流传时代或流传地域有所不同,从而出现译音方式上的时代差别或地区差别。”而中国人是定居的民族,不将“穹庐”用作住所,只是把它作为车的一种。参见[日]江上波夫著、王子今译:《匈奴的住所》,载《西北史地》,1991(3)。

由于文化交汇的作用,北边地区民间习俗表现出特殊的风貌,司马迁概括为“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雕捍少虑”(《史记·货殖列传》),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也写道: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武威以西四郡“习俗颇殊”,“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

燕地“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

“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传》),各地风习当多有差异,然而与中原重“礼文”的文化传统比较,其“习俗颇殊”,可能是北边地区民俗文化共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