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盗钱带兵器逃亡，即所谓“持禁物兰越塞”的五人中，有常安亭长王闳父子、攻虏亭长赵常以及“客民赵闳范翕”。他们“兰越甲渠当曲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于边关儌逐捕未得”，可以说是叛逃成功。很有可能，“客民赵闳范翕”利用其平民身份，起到了在“常安亭”和“攻虏亭”之间串联的作用，也不能排除这两位“客民”是整个事件的主谋的可能。所谓“它案验未竟”，大概是说罪犯是否有其他犯罪记录，或即“案底”，尚在调查之中。所涉及数人中，如果确实有身负“它案”者，应当也是“赵闳范翕”这两位“客民”有较大的可能性。
在西北边塞地区，“客”具有相对的人身自由，特别是如果能够保持和边防军事组织的军官的良好关系，活动更为方便。这一情形通过寇恩的经历，也许可以得到说明。而“客民赵闳范翕”很可能就是利用了这样的条件，竟然在边塞成功地策动了两位亭长越境叛逃。通过“客民赵闳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简文可知，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客民”演变为“亡人”。参见王子今：《居延简及敦煌简所见“客”——汉代西北边地流动人口考察札记》，见《秦汉社会史论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
居延汉简可见“亡人”称谓。如：“亡人”(EPT59：869)，“亡人命者缓”(EPT59：613)。据简文内容，“亡人越塞”是常见的情形。例如：“日迹行廿三里久视天田中目玄有亡人越塞出入它部界中候长候史直日迹卒坐匿不言迹”(EPT51：411)。对于“亡人越塞”现象，看来边塞军人有严密警戒的职责。“匿不言迹”者，可能受到军纪处罚。又如：“亡人迹人止塞长北部候长孙”(10443)。对于“亡人”的“逐捕搜索”，似乎也是北边边塞日常重要防务内容之一：“匿界中书到遣都吏与县令以下逐捕搜索部界中听亡人所隐匿处以必得为故诏所名捕重事事当奏闻毋留如诏书律令”(1799)。这种搜捕，看来是地方政府和边防部队的联合行动。执行情形“当奏闻”，要求及时向最高执政当局报告。“如诏书律令”字样，表明这种行动的正义性有皇权和国法以为保障。类似的简例还有：“□寀捕验亡人所依倚匿处必得得诣如书毋有令吏民相牵证任发书以书言谨杂与候史廉骍北亭长欧等八人戍卒孟阳等十人搜索部界中□亡人所依匿处爰书相牵”(25527)。如果管辖区界中有“亡人”，必须搜查“亡人”的藏身之处，“捕验亡人所依倚匿处”，要求“必得”，即完全捕获。“得”，则“诣如书”，捕获应及时上报。如果辖区内“毋有”，则“令吏民相牵证任发书”，即官员民人提供联名证言，同时承担连带责任。
通告敌情的烽火制度，也要求对于“亡人越塞”事件发布信号。如居延汉简可见这样的内容：“出亡人赤表火一函”(2129)，“出亡人赤表函一北元康三年临渠长昏时四分时乘胡长□付□山长普函行三时中程”(5023)。第二例除了“出亡人赤表”外，甚至还看到三名“长”就“亡人”的行为相继传递信息。有一例简文可见“罚金”事，或许是与责任追究有关：“□□□□当罚金二千五起居得毋有它数辱赐起”(231115A)，“□□□亡人罚金五千”(231115B)。从该简B面文字内容看，事情显然涉及“亡人”。
北边防线作为国防体系，主要意义在于防御外侵。然而汉长城其实也有防止“亡人”越境外逃的作用。
《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于是，“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而“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他提出了十条长城不可撤防的理由：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这位“习边事”的“郎中侯应”所述列十条中，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都指出了长城防务对内的功效。前引居延汉简所见“逐捕搜索部界中听亡人所隐匿处”，“捕验亡人所依倚匿处”，“搜索部界中□亡人所依匿处”等，都体现了长城防务的这一功能。特别是：第六条“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第七条“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第八条“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所谓“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显然都是针对“亡人”的。《汉书·匈奴传下》写道：“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而国务军务最高决策集团对于北边的经营，是有控制境内编户齐民“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的考虑的。郎中侯应指出北边“亡人越塞”主要有三种身份：1 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2 边人奴婢愁苦者，3 盗贼群辈犯法者。我们看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是前代“亡人”，其“子孙贫困”欲“亡出，从其亲戚”者，只是继承前人。“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所谓“闻匈奴中乐”，也说明自有先行“亡人”传递了某种引导性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