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宣帝时，龟兹王与汉交好，娶乌孙公主女，“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后汉书·西域传》又写道：“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死后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所谓“乐汉衣服制度”，“慕乐中国”，“思慕汉家”，都表现出对汉文化包括中原礼俗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倾心归服。
秦汉时期开拓的域外通路，还为中亚、西亚和南亚的物产及文化成就流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张骞之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即“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记·大宛列传》），平安归来则多携运当地名产。西域往来中土，“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有精于经商者，如《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安息国“商贾车船行旁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善贾市，争分铢”；疏勒国“有市列”。《后汉书·西域传》：高附国“善贾贩，内富于财”；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耿舒批评马援行军迟缓：“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后汉书·马援传》）说明当时西域商人已深入内地从事转贩。参见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载《晋阳学刊》，2011（1）。，也导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下》）。
西域优良马种传入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天马下”，“迣万里”（《汉书·礼乐志》），马政的进步为增强军备创造了条件。《史记·大宛列传》说：“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陈直指出，“苜蓿现关中地区尚普遍栽植”，“蒲桃由汉至唐，铜镜花纹，则用为主要题材”（《史记新证》，193页）。西域植物移植中国内地者，又有石榴、黄蓝、酒杯藤、胡桃、胡椒、胡瓜、胡麻、胡豆等。胡麻、胡豆见于居延汉简简文，如：
□卒艾胡麻因得 椠视老母书 （12363）
儋胡麻会甲寅旦毋留如律令/尉史寿昌（31225）
胡豆四石七斗（3102）
桂十二
胡豆三
十七（4881）
毛皮与毛织品的东来，也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如《说文·鼠部》：“，鼠也，出胡地，皮可作裘。”“，胡地风鼠。”“，鼠，出丁零胡，可作裘。”又《糸部》：“，西胡毳布也。”《尚书大传》：“西海之滨，取白狐青翰。”“翰”或作“”。《说文·毛部》：“，兽豪也。”《汉书·西域传下》：“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即通过赠予物所附加的巫术作用，以危害“天子”。参见王子今：《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载《西域研究》，2009（4）。这一记载体现汉王朝上层对匈奴巫术阴谋的警觉，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汉家天子贪求北方草原“马裘”的判断。大约良马和毛皮，是汉王朝西北边地贸易中所希求的主要物资。毛皮及毛织品输入之多，据说一度汉宫廷中甚至“狗马被缋罽”（《汉书·东方朔传》）。
南海通路多输入“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等，“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南海诸国各“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汉书·地理志下》）。汉输出“黄金杂缯”，南洋西洋珍奇诸物于是辗转致于内地。京师“宫人簪碡瑁，垂珠玑”（《汉书·东方朔传》），说明南海贸易输入的物资，改变了社会物质生活的面貌。据《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又有“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这些“外国诸珍异”大多传致内地，丰富了中国物质文化的构成。所谓天竺国所山“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等，当大致多经由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洋航路传入汉地。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见“蜀焦（椒）”、“椒”、“畺（姜）”、“干（姜）’、“枯畺（姜）”、“橿（姜）”，居延汉简所见“蜀椒”、“姜”（13625），或许可以说明经域外通路引入的植物又传播至于更广阔的地区。由现代植物地理学有关植物分市区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可知，胡椒原产热带亚洲，姜原产印度尼西亚。
汉武帝时代，“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据应劭的解释，“眩人”即“幻人”。也就是民间魔术艺人。“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又“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汉书·张骞传》）据《汉书·西域传上》，乌弋山离同其人即“善眩”。《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宣帝元康年间，乌孙昆弥及太子入汉迎娶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这种所谓“大角抵”及“设乐”而会，实际上是值得充分重视的文化交流形式。汉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由西南丝绸之路“献乐及幻人”，幻人自言“我海西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次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令海西艺人在宫廷中作正式表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参见王子今：《海西幻人来路考》，见《秦汉史论丛》第8辑，又收入《中西初识二编》。通过留传至今的汉代画像，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接受这一类神奇的西方艺术的情形。许多资料说明秦汉时期西方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对中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乐器的传入即可见《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汉书·郊祀志上》：“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空侯”即印度弦乐器箜篌。《风俗通义·声音》：“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可能反映中国乐器传流向域外的演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