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河津渡设置
秦汉时期江河津渡的设置对于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早期华夏族生息繁衍的最初基地。远古先民们起初活动于江河及其主要支流两岸的二阶台地上。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和部族战争的胜负等因素，原始人群有时不得不往复横渡。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形势看来，滔滔大河已不能作为文化传布的严重障碍。
《尚书·盘庚中》：“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殷人定都凡七处，至少有三次渡河迁居。这是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至于贡赋、商运、行军时渡河的情形，一定更为频繁。然而横渡条件最为适宜的河津的位置，不仅决定于经千百年交通活动考验的交通大道的走向，而且必须以对常年水文情况的了解为条件方能确定。
《禹贡》记导河工程，底柱以下，“又东至于孟津”。《左传·昭公四年》：“周武有孟津之誓。”《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于是有牧野之役。盟津即孟津。先秦时期著名河津还有茅津和棘津。《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杜预以为“茅津在河东大阳县西”。又《左传·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茅津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棘津在今河南淇县南。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24~25页、22~23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
《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杭，通“航”。刀，即“舠”，《说文·舟部》作“”：“，小船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各本无此字。《卫风》‘曾不容刀’，《释文》曰：‘《说文》作，小船也。’《正义》曰：‘《说文》作，小船也。’合据补于末。”虽然当时济渡黄河似乎已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大多数黄河津渡的形成以及河津位置的相对稳定，是在秦汉时期交通空前发展的形势下实现的。
黄河上游水势浅缓处，当多有便于涉渡，对济渡工具要求不高的河段。邓训击羌，即曾“发湟中六千人”，“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后汉书·邓禹传》）。地点在今青海贵德东。《水经》：“河水又东，临津溪水注之。”由溪水定名，可以知道附近有河津设置。
在定襄郡西南，有河津名君子济。《水经》：“（河水）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三《河水》说到“君子济”：“定襄郡，汉高帝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过县，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君子济”应当就是《魏书》和《北史》中多次记述的“君子津”。《魏书·太宗明元帝纪》：“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可知津渡在黄河南流河段。其中“皇魏桓帝十一年”，多种刻本作“昔汉桓帝十三年”。如清人沈炳《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三《河水》，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河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水经注》注文关于“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写道：“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又说：“案‘皇魏’近刻讹作‘昔汉’，‘一’讹作‘三’。”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一仍其说。（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水经注疏》：“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朱此十三字讹作《经》，戴改《注》。全、赵同”。“皇魏桓帝十三年”，“朱讹作昔汉桓帝十三年。”（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238~23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然而秦汉时期北边定襄、云中、五原一带长期是军事外交重心所在，黄河津渡必然相当密集。这处津渡于两晋南北朝时大受重视，北族政权多次用以攻战。其事虽晚，然而《水经》已见“君子济”之说，也有一些学者确信。如明代学者周婴说：“桑氏已著济名，则事在汉桓之先矣。”（《卮林》卷一《析郦》“君子济”条）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也以为“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是《水经》原文。参见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说郛》卷一○八下桑钦撰《水经》卷上《河水》也有“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文字。周婴以为“桓即猗，差无乖爽”。（《卮林》卷一《析郦》“君子济”条）然而猗时代“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的可能性以及由“榆中”至“代地”的路线也存在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