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车与军运
军，金文作（《庚壶》）、（《郾右军矛》）。《说文·车部》：“军，圜围也”，“从包省，从车。车，兵车也”。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对于“车，兵车也”，段玉裁说：“此释从车之意。惟车是兵车，故勹车为军也。”秦汉时期车辆制造业所提供的运输工具，较先秦车辆性能有所改进，形式有所创新，数量亦大为增加。这一情形可以通过对军车和军运的分析得到说明。
自春秋晚期起，车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走向衰落，然而秦代以至汉初，兵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军阵构成仍然表现为以战车为主辅以步骑的形式。参见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载《文物》，1975（11）；《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载《文物》，1978（5）；《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文物》，1979（12）。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1号铜车上除御官俑的佩剑之外，还装备有弩、矢、盾、承弓器等兵器参见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1）。，有的学者指出，“这车上虽只有御者居中，但从武器的配置情况看，左面还应有持弩的车左，右面还应有持盾和长兵器的车右”。“从1号车上装备武器这一重要特征看来，它应当代表当时的战车，也就是古书中常提到的兵车、戎路之类。”孙机：《略论始皇陵一号铜车》，载《文物》，1991（1）。其实，秦末战争以及楚汉战争中，仍可看到车战是基本作战形式之一。《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以陈涉为首的起义军集结兵车以壮大反秦军事实力，攻陈时，已有“车六七百乘”。周文至关，则有“车千乘”。《项羽本纪》也说到“沛公则置车骑”。《绛侯周勃世家》所谓“击章邯车骑”以及《樊郦滕灌列传》夏侯婴数“以兵车趣攻战疾”论功赐爵的记述，也都说明兵车在战争中的作用。汉文帝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军士”（《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裴骃《集解》引服虔曰以为“车士”即“车战之士”。汉文帝六年（前174），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车四十乘反谷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王传》作“辇车”，颜师古注：“辇车，人行以载兵器也。”“辇车”当为转抄之讹。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之九”辩说甚详。（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10）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大车驾马曰。”这种在非常情况下以运输车辆权充兵车的史例，又有“巫蛊之祸”时卫太子刘据起兵斩江充，“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而以武力镇压刘据部众的丞相刘屈氂军也遵照汉武帝的命令，“捕斩反者”，“以牛车为橹”（《汉书·刘屈氂传》）。卫青、霍去病与匈奴战塞外，亦曾“令武刚车自环为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大致到了汉武帝时代，车战已不再是常规作战方式，军队中兵车的配置和使用已无定制，而运输车辆则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秦汉军队组织系统及各部人员、装备的编配制度，十分重视运输军需给养的辎重车队的组成。
楚汉战争时，韩信击赵，李左车以井陉之道数百里“车不得方轨”的形势，断定汉军粮食必在后，建议出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史记·淮阴侯列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击匈奴有功，武帝诏令益封，说到：“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即自诩因辎重物资之雄厚，以至不必向降服的敌国勒取（《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李陵任骑都尉，汉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欲使为李广利将辎重，可见辎重车队在远征军中的地位。李陵力请“愿得自当一队”，所部亦有所辖辎重，于匈奴围中，曾“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陵以此车载辎重，固行阵，备冲突。”“要其临斗，乃用步骑，未尝以车战也。”指出军中车辆的主要作用在于运输作战物资。李陵出师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军中辎重车当有车体容积较大的棚蔽式车厢。李陵军陷于匈奴围中，“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折车辐而持之”（《汉书·李广传》）。折车辐一方面可手持以作兵器，另一方面又使车辆严重破坏至于毁废，以不使为敌所用。卫太子刘据“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李陵矢尽弃车，以及东汉灵帝时零陵太守杨琁镇压苍梧、桂阳起义时“为兵车，专彀弓弩”（《后汉书·杨琁传》），都说明有些军车大约是专门装载消耗量较大的箭矢一类作战物资的。
司马迁曾批评霍去病出征时“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王先谦《汉书补注》以“太官主膳食”及下文“重车余弃粱肉”，判定“此‘赍’字专以食言”。看来，汉代军队中有时为高级军官所备食品专车竟可至数十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