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渠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河南尹王梁曾穿渠引谷水注入洛阳，然而可能由于设计或施工的失误，“渠成而水不流”（《后汉书·王梁传》），是为秦汉水利史上一次著名的失败的记录。《后汉书·张纯传》：建武二十三年（47），大司空张纯主持“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阳渠承纳洛水和谷水，成为洛阳地区水路交通网的主纲之一。
漕渠秦与西汉均定都关中，以漕运沟通与关东农业重心地区的经济联系。河渭交通运输线成为中央集权的****主义帝国的生命线。中央政府为维护河渭航运的畅通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娄敬向刘邦建议定都关中，强调关中“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其实当时关中可支供都市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二世时，关中役徒军士人众，“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规定“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直至西汉前期，对关中的开发程度依然不能估计过高。张良在帮助刘邦制定定都长安的决策时，就考虑到关中以“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的经济条件（《史记·留侯列传》）。然而西汉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员人数急剧增多，为北防匈奴，也需要加强军队警备力量，而迁入关中的关东豪富，又往往使消费人口以大大高于生产人口的比例增加。西汉初，关东漕粟年不过数十万石，尚“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时，已经需要输送400万石方能得到满足。在渭河航运能力逐渐表现出退化的趋势的情况下，努力改善航运条件的要求，已经十分急迫。据《史记·河渠书》，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大司农郑当时提出了开通漕渠的建议：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
汉武帝赞同这一建议，“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渠线的勘测选定，即所谓“表”，由齐人水工徐伯承担。徐伯“表”漕渠，是我国水利工程史上关于渠线测量的最早的记录。
按照郑当时的估算，漕渠开通后，运输距离较渭河水道大致可缩短2／3左右，水道径直，“损漕省卒”，从而减少运输费用。《史记志疑》及《汉书补注》皆引刘奉世说，从运距长短出发，提出对漕渠工程的怀疑：
按今渭汭至长安仅三百里，固无九百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浐数大川，固又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
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文中也以为“渭水道九百余里”《史记·河渠书》：“漕水道九百余里”，《汉书·沟洫志》：“渭水道九百余里”，其间似有不应忽视的差异。诚有可疑，认为可能包括长安以西中上游一段。其实，“今渭汭至长安仅三百里”之说，首先是不确实的。渭河是一条靠雨水补给的多沙性河流。流量、沙量变化与流域降雨条件、地面覆盖物质密切相关。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5页。下游尤以迂回曲折著名。历史文献有“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三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隋书·食货志》）。的记载。据《渭南县志》，“渭河东西亘境百余里，率三十年一徙，或南或北相距十里余”。《大荔县志》也说，“荔之南界，东西四十五里，渭水横亘，一蜿蜒辄八九里，一转圜二十里”。考察现今渭河河道，自咸阳至河口，总长约为212公里，以汉里相当于325米计陈梦家根据对居延地区汉代邮程的考证，以为“以325米折合的汉里，比较合适”，“用400或414米折合则太大”。见《汉简考述》，载《考古学报》，1963（1），收入《汉简缀述》，32页。，相当于652汉里。从渭河下游曲流河段河道平面变迁图及通过历年地形演变和航空照片所反映的渭河下游河床摆动图看，许多区段河道折回弯曲往往有甚于现今河道的情形，并且多有河曲裁弯后废弃弯道形成的牛轭湖。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157页。以此推想，汉代渭河航线总长达到八九百汉里是可能的。
《新唐书·食货志三》说：“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之劳。”唐文宗赞同此议，“堰成，罢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可见漕渠运程三百里的记载是可信的。《水经注》中有关于漕渠的明确记载，后来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开广通渠、唐玄宗天宝九年（742）开漕渠、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开兴成渠，都曾利用西汉漕渠故道。据黄盛璋考述，陕西西安汉长安故城南，范家村、肖家村附近以及华县、华阴之间，都存在汉漕渠遗迹。据陕西省文物局张廷皓见告，西安以东今仍有“糟渠”地名，应当也是有关漕渠的文化遗存。可见，“今亦无其迹”之说，确实难以成立。漕渠横度灞水、浐水的方式目前尚无法确定，推想有可能是承纳其流，以为水源之一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灞、浐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涨。”
郑当时说，渭河漕运“度六月而罢”，而漕渠开通之后，“度可令三月罢”，令人疑其运期过长。其中大概包括下碇装卸等占用的时间。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由长安向洛阳，五月“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六月庚申，车驾至自长安”，行程总计32日（《魏书·高祖纪下》）。其中“泛渭”之行当有20余日。这是顺水行舟情形，重船逆水，自然费时更多。隋文帝开皇四年（584）诏书说到渭河水运的艰难，也指出：“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隋书·食货志》）所谓“动移气序，不能往复”，大约是指单程运期往往要超过一个季度，在年度之内是难以两度往复转运的。
漕渠工程历时三年，“通，以漕，大便利”，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效率，加强了长安与关东地区的联系。班固《西都赋》：
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
也说到漕渠在当时全国交通网中的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开通的人工河道，见于史籍的还有鲁渠、涡渠、濮渠《汉书·地理志上》：陈留郡：“陈留，鲁渠水首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封丘，濮渠水首受泲，东北至都关，入羊里水，过郡三，行六百三十里。”、蒲吾渠《续汉书·郡国志二》“常山国”条李贤注引《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平虏渠、泉州渠《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条李贤注引《魏志》：“建安十年凿渠自呼沱入汾，名平虏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年）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又《董昭传》：“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睢阳渠、白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七年）至浚仪，治睢阳渠。”“（九年）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十八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贾侯渠《三国志·魏书·贾逵传》：“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等等。汉武帝时，“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史记·平准书》）。《盐铁论·刺复》说，“泾、淮造渠以通漕运”。淮渠或与《史记·河渠书》所谓“汝南、九江引淮”有关，泾渠或以为即汉武帝太始二年所开之白渠。这些渠道，也可以为漕运服务。《后汉书·邓禹传》中，还有关于因条件险恶、施工艰难而废止的运河工程的记录：
永平中，理呼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大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
于是“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魏晋时期，在秦汉河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人工河道得以开通。魏文帝黄初六年（225），“通讨虏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8），又有“开广漕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穿广漕渠”（《晋书·宣帝纪》）之役。吴末帝建衡三年（271），“凿圣溪以通江淮”，“以多盘石难施功，罢还”（《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可见，秦汉河运的成功，对于交通史的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至于后世规模更为宏伟的人工河道的开通，当然也是以秦汉时期人工河道的设计思想为基本原则，以秦汉时期运河开凿的技术基础为基本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