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资料表明，“汉代确实已有帆船”张泽咸、郭松义：《中国航运史》，2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正如孙机所说，汉代已经能够制造通航印支半岛甚至远达印度洋的大海船，“这种船上应装风帆。《释名》中已经提到‘随风张幔’的帆和挂帆用的桅。《释名·释船》：“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但其形象资料尚未发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2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走马楼竹简〔壹〕1384的内容，提供了包括悬挂和加固船帆的“樯”和“刚”的规格等重要信息，可以看做具体反映中国早期帆船实际形制的最早的考古资料，因而特别值得考古学者、交通史学者和造船史学者重视。
走马楼简又可见“船十一梗所用前已列言”整理组注：“‘梗’为‘艘’之别体。”（《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下册，946页）（竹简〔壹〕2512）简文，可以在考察当时船队规模时参考。而简文“督军粮都尉移楼船仓书掾吴邦吏……”（竹简〔壹〕2057）所见“楼船仓”名，则暗示当时造船业的最高成就，应有更大规模的船舶形式作为代表。关于三国时期的“楼船”，《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可见：“（申）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达死后，仪诣宛见司马宣王，宣王劝使来朝。仪至京师，诏转拜仪楼船将军，在礼请中。”至于孙吴楼船，更有多例，如《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孙）权于楼船会群臣饮，（于）禁闻乐流涕。”卷六○《吴书·钟离牧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钟离）牧父绪，楼船都尉。”有人将三国时期造船技术的发展看做“中国水运事业步入繁荣期的前奏”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古代部分）》，106~10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通过对走马楼三国吴简造船史料的分析，可以使得我们的相关知识更为真切，更为具体。参见王子今：《走马楼舟船属具简与中国帆船史的新认识》，载《文物》，2005（1）。而这些成就，都是在秦汉造船航运伟大的历史性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的。
风力对于帆船行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当风向风势不利时，若防避不当，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孙权曾“遣将士至辽东，于海中遭风，多所没失”（《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又吴军曾以舟师拒魏，“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于是被迫“还军”（《三国志·吴书·吕范传》）。甚至曾发生由于未能正确掌握风向，以致“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的意外情形（《三国志·吴书·徐盛传》）。为适应观察和预测风向与风力的需要，船舶开始装置测风设备。汉代宫殿建筑已附设早期测风仪。《三辅黄图》卷五引郭延生《述征记》，说到汉灵台“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一曰：长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三辅黄图》卷二说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水经注·渭水下》作“铸铜凤五丈”。。据《西京杂记》卷五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的仪仗车列中，还有所谓“相风乌车”。船舶测风装置可能较为简易，最常见的是所谓“伣”或“”。《淮南子·齐俗》：
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
高诱注：“伣，候风者也。世所谓五两。”《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淮南子》曰：
若之候风也。许慎曰：“，候风扇也，楚人谓之‘五两’。”
王念孙赞同庄逵吉“伣为之讹”的见解。陶方琦也认为“伣乃字之讹”，“许注旧本作”，“《御览》引作‘候风扇也’，扇乃‘之羽’二字坏文”。《北堂书钞》卷一三八《舟部下·伍两二十》“伣之见风”下引《淮南子》曰：“若伣之见风也”，“注云：‘伣者候风之羽也，楚人谓之五两。’”可能即许慎原注。所谓“伣”或“”，估计是船桅上用以观测风向和风速的用羽毛制作的测风标。《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重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郭璞《江赋》中“观雾祲于清旭，觇五两之动静”，就说到这种装置的应用。
秦汉船舶制作已经比较重视船舶成品下水之后的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逆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北堂书钞》卷一三七：“东方朔曰：‘武帝乘常安舟游洛水。’”可能西汉时已经出现这种命名为“长（常）安”的“船楼装高”的“大船”。
是为孙权以“万乘之主”的身份亲自冒险乘新装大船作航行试验的史例。又如《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武昌记》：
樊口北有败舶湾。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舶中流，值风起，至樊口十余里便败。故因名其处为“败舶湾”。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还记载杜畿制作楼船，又于孟津试船事：
（杜畿）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记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
可见航行试验失败事并不鲜见。秦汉时有所谓“安舟难成”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谯周《法训》：“以道为天下者，犹乘安舟而由广路。安舟难成可久处也，广路难至可常行也。”，在周密设计与精心制作之后，还需要经过认真的试验，对船舶的浮性、稳性和耐波性进行严格调试，这样交付使用的才有可能是质量得以保证的“安舟”。
汉代造船法式中，船体分舱和增艄加的做法对后世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
广州汉墓和长沙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和木船模型多具有3个舱房。舱房建于甲板上，其左右两壁压坐于两舷，而前后两壁则需以横梁支撑。广州东汉陶船模型可明显看到前后共有8根横梁，这标志着有8副隔舱板将船体分成9个分舱。后世造船，船体分舱的具体形式多有变化，但是都不背离汉代造船借分舱防覆没并提高横向强度的设计原则。
长沙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可以看到有伸出两舷之外的木板，形成舷外走道使船首船尾得以连通。在船首和船尾，也有木板伸出船外。伸出舷外的板称作“”；伸出船首外的板称作“首艄”，又称“前出艄”；伸出船尾外者称作“尾艄”，也称“后出艄”。船舶增艄加，可以在原有尺度条件下扩大上甲板作业面，并且可以在原有尺度条件下相对减轻船舶航行中的纵摇或横摇，增强其稳性。广州汉墓出土木船模型，也有类似首艄或前出艄的结构。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也可以看到两舷外加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