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说，“秦人号曰‘智囊’”的樗里子指定葬地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果然，“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于是有“智则樗里”之谚。可见在当时人的普遍意识中，选择墓地有厌冷寂而慕繁华的倾向。杜邺临终作“墓石文”，有“骨肉归于后土，气魄无所不至”语（《西京杂记》卷三），也体现死后灵魂不甘荒凉寂寞的心理。《古文苑》卷五张衡《冢赋》：
修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
其中还写到，冢墓设计，应当“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陵墓普遍随葬车马，其实也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西汉制度，每月当宗庙举行祭祀典礼时，要将墓主生前穿用的衣冠从陵园的“寝”中迎出，游行至于宗庙，象征墓主灵魂亲自接受祭祀，时称“月一游衣冠”。有人批评说，“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风雨之气，非所谓清静也”（《汉书·韦玄成传》）。这种礼俗，也可以说明当时对死者灵魂可以出行的普遍迷信。陵墓选址多确定于通衢要道之侧，“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很可能与这种迷信观念有关。
陵墓本身又是墓主生前地位的象征。秦时帝陵称“山”。汉初，汉高祖长陵亦曾称长山。《史记·吕后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高帝、吕后山各一所。”《水经注·渭水下》：“成国故渠又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也。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帝王陵墓择高地，除“据地高燥”《太平御览》 卷五六○引《皇览·冢墓记》：“吕不韦冢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据地高燥，未坏。”，以避水害参见王子今：《说“高敞”：西汉帝陵选址的防水因素》，载《考古与文物》，2005（1）。而外，还追求所谓“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而选址临近大道，更便于宣示其威权与尊严之崇高。
营筑帝王陵墓，往往调集大量人力与物资。秦始皇陵工程用工据说达70万人，以考古资料结合数学书中有关当时劳动生产率的信息审核，这一记载是大致可信的。参见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载《文博》，1987（1）。 施工人员的补给以及各种建筑材料的运输，对附近交通道路的通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辛氏《三秦记》说，始皇作骊山陵，“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汉书·酷吏传·田延年》记述田延年贪污运费一案，说到大司农组织陵墓施工，由便桥下载沙送致方上，雇用民间牛车达3万辆。《汉书·陈汤传》说，汉成帝营建昌陵，“卒徒工庸以巨万数”，“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显然，陵墓位置确定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亦有利于施工组织。
按照当时陵寝制度的要求，西汉陵区亦规划通行条件较好的交通道路系统。汉景帝阳陵陵园西门门阙宽127米，南门门阙宽14米，陵园多处发现“河卵石路面”，陵园之外也发现通往这里的石子路面。参见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汉武帝茂陵陵园西门、北门、东门的宽度分别为12、16、14米。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茂陵勘查》，载《考古》，1964（2）。汉宣帝杜陵陵园东门遗址经钻探和试掘，也发现宽132米的门道。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载《考古》，1984（10）。汉元帝渭陵土阙间的门道则宽达17米。参见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看来，当时帝陵陵园的道路宽度，大致相当于汉长安城城门两个门道宽度之和，可以并行7至8辆乘车。汉惠帝安陵邑故城东门发现2条门道，“门道各宽11米”咸阳市博物馆：《汉安陵的勘查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载《考古》，1981（5）。。可见陵邑道路与陵区道路规模大致相当。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蓼侯孔臧“坐为太常道桥坏不度，免”。《百官公卿表下》：“蓼侯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安乐侯李蔡“元狩五年，坐以丞相侵卖园陵道壖地，自杀”。《百官公卿表下》：“戚侯李信成为太常，二年坐纵丞相李蔡侵道，免。”《汉书·张禹传》还记载，汉成帝时，张禹“自治冢茔”，“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也受到严厉指责。这些史实，都说明西汉诸陵道路因交通作用之重要，其通行条件为最高统治集团严密关注，不允许毁坏和侵害。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述“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事，由霸陵“西驰”，正是通向长安的道路。“骋六驰下峻山”的设想，以反映道路质量之优越。《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少年时曾经历平民生活，“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颜师古注：“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可见诸陵之间道路纵横，因而“周游往来”方便。
通过《水经注·渭水下》对于成国故渠经途及西汉诸陵方位的记述《水经注·渭水下》：“（成国）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县焉，王莽之宣成也。”“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平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广利也。”“又东迳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迳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阪也。故渠又东迳渭陵南。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寿陵亭原上为初陵，诏不立县邑。又东迳哀帝义陵南，又东迳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也。《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也。”，可知西汉渭北诸陵排列于成国渠北大致同一等高线上。这里正是秦人经营多年的宫观所在，也是交通建设已经具备相当发达的基础的地区。《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说，许后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水经注·渭水下》：成国故渠“又迳惠帝安陵南”，“渠侧有杜邮亭”《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长安中。武安侯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樗里子甘茂列传》作“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水经注·渭水下》：“渭水北有杜邮亭，去长安十七里。”。“交道厩”及“杜邮亭”地名，一方面或许可以说明诸陵大致沿当时的交通干线排列，长期经营而形成的交通条件的优势得以借用，另一方面或可理解为诸陵营建之后，即成为影响交通要道走向的重要因素。而“杜邮亭”地名，说明前一种意见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