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开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改革是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改革，极大的解放社会生产力，破除旧的思想观念，破除旧的管理体制，才能使中国走向开放，向世界开放，才能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没有改革也就没有开放，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改革。另一方面，改革也是开放。改革首先是意识的开放，没有观念的开放，没有思维方式的开放，没有一切领域的开放，改革也就不成其为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两者密切相关。
邓小平说：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邓小平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同上，第98、7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也包括了对内开放的内容，而改革在把经济搞活这一意义上说也就是开放，对内改革必然会促进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也必然会促进对内改革。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是辩证的统一。
（七）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作了总结，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衡量改革开放之成败与否，最根本的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凡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就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在于，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革，都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利于社会财富不断的扩大。我们必须按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者这个唯一的标准，来判断各种改革政策措施的得失成败。
三、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文献的有关论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80年代的首要任务。指出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将多方面的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些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大力精减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当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迅速结束了1976年后的徘徊局面，开始了伟大的改革。走出旧体制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1980年9月14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就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进行深入的讨论。会议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初步思想。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和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的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部资金进行建设，为此必须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安排好必不可少的国内资金和各种配套措施。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这是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开放问题的认识，明显的带有时代的特征。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加紧研究，通盘规划，争取尽早制定出方案，进行试点和局部实行，以便在’七五‘期间有步骤全面展开”。许多改革工作开始提升到日程。由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生变化，计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也已经提上日程。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型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会认为，“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用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的推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改革。首先，改革中共对文化教育科学的领导方式，调整文化教育科学的服务方式。提出“党组织在科研机构中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科技工作的服务方向是实现四化”；文艺不是具体、直接地为事务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中共对文艺创作问题不要横加干涉；规定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其次，确立了教育科学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学校，要把教育摆在战略重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再次，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科研机构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提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改变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活力的状况”。“在国家统一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科技管理体制上，改善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独立的研究要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的研究开发实体。政研职责要分开，简政放权。
“国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要以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进行方针指导和协调服务。”企业逐步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一些规模较小的技术开发科研机构可以试行租赁承包经营。文艺方面提出要理顺党、政府和群众文艺团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它们各自的职能。在文艺管理体制上，扩大文艺单位的自主权。在艺术表演团体和机构中甚至可以推行“双轨制”。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提出实行政企分开，出版发行机构成为生产经营实体。最后，调整教育科学文化结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文化体系。在教育结构上，改变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经济建设所需大量新的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用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系科、层次比例失调的状况，建立起门类齐全、层次比较合理的教育体系；在科学技术结构上，要建立起门类齐全、互相配套、布局合理、协调发展、专群结合、军民结合的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中共十三大是一次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大会，会议提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
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必须加深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科学理解。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方式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有关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依据这一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底蕴，具体而鲜明的阐述对于社会的矛盾结构和发展趋势，以及推动这一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这些论述，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616页）阶级社会中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这种矛盾不可能由社会制度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人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虽然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使矛盾不断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是积极斗争，而是改革。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曾经预言：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443页）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时，指出那时“社会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319页）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已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一切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