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战争与革命的看法有了转变，从前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如今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战争迫在眉睫，好像帝国主义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所以一切搞备战、备荒。毛泽东说，对于战争是宁信其打，不信其不打。国际国内政策也都以此为依据制定，在国际上是反帝反修，时刻准备打仗，立足于早打、大打，在国内是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真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味道。1969年党的“九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根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情况，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就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和夸大的估计。
“九大”的政治报告就写上了同苏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
“备战”成了当时指导国内各项工作的指针。当时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判断安排国内建设的布局和制定对外政策的，“三线工程”和“山、散、洞”的布局就是那时搞的，全国性的挖防空洞、防止核战争的热潮在全国各地兴起。
（二）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2年，在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发展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消除了，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74年2月24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代替了他的两个阵营和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600-601页）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仍然是基于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基本估计的。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一起，结成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同时把第三世界提到空前的高度，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把苏联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但是，中国又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危险的敌人苏联，维护世界和平。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线”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80年代初期。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为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毛泽东一贯坚持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自主原则。早在1945年4月24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张，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5-986页）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本来是每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基本的外交原则，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强调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因为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一百多年凌辱的国家，是一个自1840年到1949年丧失了100多年主权的国家，获得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是用无数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在涉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根本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来就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也是从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的，并且明确提出，只有在尊重我国主权的条件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就是在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时，毛泽东也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指出中国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平等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闹僵，原因何在？原因就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力图损害我国的独立和主权。196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的谈话时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也非常重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利，同样也尊重别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权利，重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根据列宁提出的和平外交思想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新中国实行的和平外交原则。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他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5页）1953年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中印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印、中缅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又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主张发展与亚洲周边国家如泰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对西方国家，毛泽东也主张发展友好关系，他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10页）毛泽东甚至还希望和美国签定和平条约，他说：“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定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同上，第213页）三、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是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外交战略理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
时代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时代问题是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划分每个时代的主要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了解哪个阶级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等。列宁认为只有了解时代的特征，才能去考虑某个国家的具体的特点，才可以从全球的角度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高瞻远瞩地分析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制定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战略策略。所以说，对时代的基本特征作出基本的判断，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列宁也认为，时代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是指社会发展的大的阶段，狭义上则指这个大的阶段中的一些小的阶段。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把列宁的一些提法归纳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时代观，这个观点长期支配着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实际上，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大都把这一观点视为经典，导致了在实践中犯了不少“左”的错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实际上抛弃了这一观点，提出人类进入“核时代”，认为在这个时代，核战争一旦爆发，没有胜利者，所以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们讲“三和”，也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毛泽东的时代观与斯大林的时代观是一致的，提的更多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引起革命，革命又制止战争。这种时代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观理解是正确的，但在语言的表述上欠确切。列宁的时代观实际上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这个大的时代至今也没有变，但是，这个大的时代中又分为若干小的时代，有时表现为革命与战争，有时则表现为和平与发展。把这个时代说成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对的，但不能硬性地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似乎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都时时处处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
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他根据列宁的时代观，同时又没有局限于斯大林的论断，对新的时代特征及时作出了概括。在思维方式上首先突破了斯大林的时代观，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有“和平与发展的时期”，或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这一论断既正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客观变化，抓住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又改变了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政策上的偏差。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在新形式下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二）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新的含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主张各国政党之间、各国之间的平等、独立和自主，认为这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中也一直强调国与国之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独立自主。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一直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维护苏联的主权和独立。但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幌子，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不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强调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周恩来则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当成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我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争取来的基本权利。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在70年代我们又形成了“一条线”的战略。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一条线”，都不利于我国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80年代初，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世界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更加鲜明地强调了我国“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此外，邓小平还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新时期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既坚持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又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这是过去革命领袖们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正确地制定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国际共运史上树立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典范
邓小平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适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处理党际关系，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党际关系中的完全平等，在政党关系中反对建立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主张党与党之间应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一原则对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适用的，对处理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发展的思想，列宁也坚持了这一思想。斯大林和他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存在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以“老子党”自居，破坏了党际交流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邓小平在新时期恢复了这一原则，同时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原则，实际上提出了我党后来总结的党际交流的“四项原则”。而这“四项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出和坚持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发展”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思想宝库。
（四）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思想是对列宁两种制度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在分析了当时敌我阵营的局势之后就指出，已经出现了苏维埃俄国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某种均势。因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也希望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贸易上的需要和依赖也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事实上，苏维埃俄国建国之初也实现了列宁的以经济上的贸易促进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毛泽东当时就主张，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以便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新世界。
在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情况下，邓小平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从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为我国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没有的，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一、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是对70年代末以来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最新概括，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指导意义。
它继承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同时在新形势下又有了创新和发展。它对于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